1707126414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十三 编后记
1707126415
1707126417
一
1707126418
1707126419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演讲稿，是顾彬教授2011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辑录。当时的我跟他共同商量的课程名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编辑成此书的时候，才改成了现今的名称。
1707126420
1707126421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一共讲了11次课，内容涉及德国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顾彬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厘定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这是西方学术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将历史上的“德国”笼统地归在“西方”这一概念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是错误的。在接下来的几讲中，顾彬教授讲到了德国的某一地域（如巴伐利亚、汉堡）与中国，也涉及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莱布尼茨、歌德、郭实腊、布莱希特）与中国的关系。利玛窦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无疑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期，是具有突破性的转型期。顾彬教授基本上是使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个案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史进行了溯源。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人通常是复数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非抽象的人，这在顾彬教授的演讲中体现得很清楚。在最后一讲中，顾彬教授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阐释进行了梳理，认为东亚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来讲是一个重新获得生机的契机。
1707126422
1707126423
顾彬教授善于从个人和事件来审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考察观念的形成。他的汉学研究绝非仅仅是一些理论的阐述，而总是通过具体实例和研究来展示的。他往往从一本研究专著出发，将其中有趣的故事、有意思的结论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正因为这些汉学家对西方学术可谓探骊得珠的功底，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会有不同于一般中国学者的发现。
1707126424
1707126425
通过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描述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的发展。从顾彬教授的个案研究中，我常常想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历史主义中的“体验”（Erlebnis）这一概念，这是从内部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狄尔泰的历史主义（Historizismus）主张通过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Verstehen），认识到文化或历史即生命的体现，我想，这也是作为文学家和哲人的顾彬的理想所在。
1707126426
1707126427
顾彬教授的演讲内容，突破了传统历史学按年代顺序的叙事方法，而采用专题分别予以论述。顾彬教授特别强调“问题”，强调提问的重要性。在每一次的讲座中，他都会提出很多的问题。问题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也是顾彬教授每次讲座的起始和收场。
1707126428
1707126429
汉学是一个学术领域，涉及多个学科。汉学研究本身便打破了专业局限与学科的限制，从而冲破了传统史学的模式。实际上，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已经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认为：“所有的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科学）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113我认为，汉学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域。
1707126430
1707126431
我一直认为顾彬教授的历史叙述（Geschichtsschreibung）有着他独特的目的。顾彬教授的《中国诗歌史》基本上是用宗教性（Religiosität）、忧郁（Melancholie）和主观主义（Subjektivität）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因为任何的历史如果没有预设（assumptions）的话，就只是一堆杂乱无序的史料而已。他自己说过，早年由于李白的一首《送孟浩然之广陵》而使他告别了福音的新教而转向了汉学研究。我时常在考虑，对顾彬教授来讲，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他真正想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来贯通古今，就像是司马迁（前145/前135—约前87）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4因此，顾彬教授的做法显然并非仅仅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已，他的确有“究天人之际”的大问题意识。
1707126432
1707126433
顾彬教授很善于讲故事，比如在第七讲“汉堡与中国”中，他就讲述了1731年一艘名为“阿波罗号”（Apollon）的船从奥斯滕德（荷兰文：Oostende）出发到中国的故事，并且情节还非常复杂。因为这艘船回来的时候并没有返回奥斯滕德，而是驶向了汉堡。这便引出了一系列中国和汉堡的贸易关系来。
1707126434
1707126435
顾彬教授并非仅仅讲故事，也并非浅尝辄止，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进一步对历史做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探讨。通过他的解读，不仅让我们认识了有关中德文化、文学交流的新的史料，同时也有各类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呈现出来。余英时（1930—）先生说：“如果仅仅用一副眼镜，你只能看出一个面貌。而如果你有很多副眼镜随时换着看，就可以看出不同的面貌来。”115由于西方学者文化背景、所受的教育跟中国学者差别很大，因此他们能提出一些中国学者不太能想到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的启发所在。
1707126436
1707126437
在重读、修改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顾彬教授演讲时的神情：神色从容。顾彬教授所讲授的内容，大都是他从研读西文（大部分为德文、英文）的汉学研究著作中得来的，但却能以浅显的中文娓娓道来，这正符合了俞樾（1821—1907）所谓的“深入浅出”之妙：“盖诗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深，则有浅易之病；出之不显，则有艰涩之患。”116顾彬教授的演讲，既有高度和深度，同时又叙述得非常平实，实属难得。
1707126438
1707126439
顾彬教授的演讲有些是很有逻辑性的，是根据他现成的文章重新讲述的；也有一些是他将新的材料做的复述和总结，加上他的一些观点。后者常常是漫谈式的，并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我却认为这正是“听顾彬讲汉学”这套丛书的特色。
1707126440
1707126441
1707126442
1707126443
1707126445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二
1707126446
1707126447
梁启超（1873—1929）早在1902年就指出：
1707126448
1707126449
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也使吾国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117
1707126450
1707126451
梁启超认为，外学只有与国学相结合，其真精神才能普及于中国。梁启超所论实际上是西学与国学的关系，王国维（1877—1927）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18实际上，西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助”的，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今天看来，“国学”已不可能脱离西方学术了，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119
1707126452
1707126453
当然，输入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就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讲则会更为直接。但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中国研究的全部。我一直认为，中国学者首先要在自身的典籍中寻找历史的脉络，亦即内在的脉络，有着这样扎实的研究之后，再去参考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因此认真、踏实的文本研究、个案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海外汉学研究所代替的。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1707126454
1707126455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1890—1969）在《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文中写道：
1707126456
1707126457
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20
1707126458
1707126459
陈寅恪的看法很有启发性，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王国维治学途径的一条基本线索，同时也将海外汉学的史料和观念纳入了中国研究的范畴。无论是《红楼梦评论》还是《宋元戏曲考》，虽然受到了西学的启发，但其基本的架构和思想依然是本土传统研究的成果。中国学术内在的脉络，在王国维那里同样被重视。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重证据法才有意义。
1707126460
1707126461
1707126462
[
上一页 ]
[ :1.7071264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