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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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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早在1902年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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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也使吾国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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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外学只有与国学相结合，其真精神才能普及于中国。梁启超所论实际上是西学与国学的关系，王国维（1877—1927）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18实际上，西学与国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助”的，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今天看来，“国学”已不可能脱离西方学术了，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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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输入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就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讲则会更为直接。但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中国研究的全部。我一直认为，中国学者首先要在自身的典籍中寻找历史的脉络，亦即内在的脉络，有着这样扎实的研究之后，再去参考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因此认真、踏实的文本研究、个案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海外汉学研究所代替的。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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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1890—1969）在《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序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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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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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看法很有启发性，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王国维治学途径的一条基本线索，同时也将海外汉学的史料和观念纳入了中国研究的范畴。无论是《红楼梦评论》还是《宋元戏曲考》，虽然受到了西学的启发，但其基本的架构和思想依然是本土传统研究的成果。中国学术内在的脉络，在王国维那里同样被重视。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重证据法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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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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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肖鹰教授曾对我说过，中国学者亏欠顾彬教授的很多，很多人往往从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的只言片语出发来讨伐他。他认为，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点，顾彬教授都能读到，但是顾彬教授用德文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读懂的。我很赞同肖鹰教授的这段话的意思，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断组织翻译顾彬教授论著最主要的原因。肖鹰教授根据他与顾彬教授多年的交谈经验和感受，认为顾彬教授所谓“真正的对话”包含三个特点：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121对于肖鹰提到的这三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顾彬教授与中国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提问。他时时刻刻带着一个小的札记本，不论想到了什么，总会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每次我们约好了在某个地方见面，他一般都会早到，我到的时候，他不是在读着什么，就是在记着什么。很多“大”学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再向别人提问了——“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122。朱熹（1130—1200）认为，那些自以为阅历深、通达事理而不肯放下架子向别人请教的人，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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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倾听方面，我觉得顾彬教授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每次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都会很有礼貌地看着你，平心静气地让人把话说完，之后他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不论你的观点是深刻还是浅显，他都会从中找到他认为有意思的地方，使谈话继续下去。顾彬教授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推崇鲁迅（1881—1936）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文坛像鲁迅一样敢于站出来讲话的作家，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也是在这些年中他为当代“爱国”的批评家所诟病的理由，因为他常常不识时务地批判当代的一些作家和明星人士，而从目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来看的话，这些人是不容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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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恩大学跟随顾彬教授五年的时间，当时只是感觉到他的话极少，只有在必须说的时候，才说上一两句话。跟德国其他教授一样，他的讲座课也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之后想来，受到他的教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当时未必体会得到，多年后才会慢慢地发现。不过，顾彬教授的研讨班的课实在精彩得很，借用熊伟（1911—1994）回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得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123作为诗人的顾彬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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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教授很少以长者自居，他常常在课堂上提出很多的问题，与同学们共同思考、共同讨论。清代学者李惺（1785—1863）说：“师以质疑，友以析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124对于我们来讲，顾彬教授不仅解惑答疑，也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辨析疑难，可谓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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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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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演讲稿伴随着我2013年半年多的时间。“听顾彬讲汉学”第一辑的第一册《汉学研究新视野》交稿后，我便着手整理这部书稿。7月份我在波恩小住的时候，动手修改了一部分。回到北京后，事情渐渐多了起来，逐渐将此书放在了一边。11月份我在尼泊尔蓝毗尼（Lumbini）参加有关佛教因明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一共一周的时间，由于所讨论的议题是“逻辑与文化”，我能参与的内容有限，也利用这个时间，将书稿中的几个部分整理了一遍。由于尼泊尔大选在即，当时的局势很是紧张。（后来知道，曾在首届制宪选举中赢得第一大党位置的联合尼共——毛派——选举失利，在首都加德满都等地的区域直选中落后于对手。）在北京的时候，蓝毗尼国际佛教研究所（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的科波斯主任（Dr.Christoph ；Cüppers）就来信嘱咐我，从加德满都转机去蓝毗尼的时候，在加德满都机场千万不要出去，以免发生危险。到了蓝毗尼之后，我们一行人——来自世界各国的十几位学者——在从机场到所住的Kasai酒店一共半个小时的车程中，所乘坐的中巴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多次。没有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所以只能在酒店里读书或修改稿件。12月份我在香港大学参加纪念饶宗颐先生的一个研讨会，除了准备发言之外，也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稿件的整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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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教授杖乡之年来到北外，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宋人杨万里（1127—1206）诗中有两句：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125我认为这是对作为前辈学者的顾彬教授，除了著述、翻译之外，依然不遗余力地培育新人的最得体的写照。如果再借用顾彬教授喜爱的唐代诗人杜牧（803—约852）的诗句的话，我会选脍炙人口的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126如今顾彬教授在中国拥有比在波恩更多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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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的加工中，我也加入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顾彬教授在2011年10月讲座时，慕尼黑作家赫尔伯特·罗森多福尔（Herbert Rosendorfer，1934—2012）还健在。罗森多福尔于2012年9月20日去世，因此我也加入了他的卒年。所有的页下注都是我和张欣同学增加的。希望这些注能给对这些题目感兴趣的读者提供进一步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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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博士生张欣同学，这本书是我们共同编写的。每次上完课后，作为作业有一位同学负责将顾彬教授当天的讲稿整理出来。学期结束后，张欣将所有的稿件统了一遍后，交到了我这里来。当时参加整理的其他同学还有：陆遥、盛诗雯、杨阳、罗颖男、张子伊、熊英、徐丽。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毕业或快要毕业了，感谢大家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感谢我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师妹张依（Chantelle Tiong）女士，帮我找到《圣经新约》中两个引文的出处。也感谢她送给我的由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新出版的《圣经》（新译本）（2008）。北京外国语大学汉学中心的麦克雷博士（Dr.Michael Ferrero）也帮我解决了书中的一些拉丁文和《圣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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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学所涉及的专业非常广，并非一个人的学识所能完全覆盖的，因此在整理、编辑顾彬教授的演讲时，其中的问题一定还有不少没能得到解决，此外，演讲的内容又涉及多个语种，真诚期待着读者的指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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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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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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