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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濡与苏州毓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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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濡，原名王承治，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吴门老均等。他生于1867年，浙江南浔人。1883年，得中秀才，因为家贫，在当地教书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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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邑绅李维奎在南浔蛤巴弄创办明理学社，成为南浔早期高等小学之一，聘请王文濡主持校务，随后因为通晓新学，王文濡又主持浔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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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举尚未废除，在苏州，与此同时，新学也逐渐勃兴。1901年，位育局在西泮环巷（今文庙西）设立毓元两等小学堂，简称毓元学堂，所谓两等，乃初等、高等之合称。毓元学堂乃是苏州早期著名学堂之一，崇实更早于毓元学堂，李伯元《南亭四话》卷七《学堂书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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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观前街，旧有知新、东来、启智三书社，后因折阅，渐渐闭歇，所存者，仅一启智耳。学堂为崇实、为毓元、为吴中公学。崇实停办后，毓元亦改换名目，吴中公学，则因《白话报》为吏所诘，徒党四散。某君撰一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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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观前经济界万难，知新作故，东来西归，启智依然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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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吴中教育家一哭，崇实子虚，毓元返本，公学不敢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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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苏州早期的新式学堂都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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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文濡，在南浔教育界渐渐知名，经人举荐，于1902年受聘为毓元学堂总教习。然而，王文濡在苏州教育界的经历却有点像一个噩梦。据1903年《苏州》第四期《苏州毓元学堂退学始末记》载，王文濡在该校，先是总教习，后又成为董事， 1903年，竟发生了学生集体退学的风潮，逼得他真成了“学界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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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濡在毓元学堂中的遭际，主要还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当。该文指责王氏：“离间魏氏兄弟，攫董事之权，黜经理祝心渊君，而引钱万盛。” “此时堂中分教，无一非自南浔来者，若邱山芝、徐蕙亭、方佩刚等，皆呵成一党，而其学问品行，更不足道。第以王之乡亲故旧，攀援而上，以学堂为彼位置私人之地而已。”这是援用私人。这样就得罪了很有威望的学堂经理祝心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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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文濡又得罪了学生。毓元学堂虽然只是小学堂，学生的年龄可并不小，不像大家想象的是什么学龄儿童，很多倒是成年人，因为科举废除，读四书五经做八股的学子，一下子失去了用处，连学堂的教师都做不得，只能进小学求点新学问，因此当年的小学，结婚生子的秀才小学生都有，更不必说青年人了。有四件事，王文濡得罪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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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初学生为请求学问交换知识计，开演说会于休假之日，王百计阻遏，务使其事不成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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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俄约事起，学生中有咨嗟太息，发国民思想者，王以议论国事为大戒，学生积不能平，共谋他去。王闻而大惊，以初任董事，恐滋物议，乃柔声媚色，哀学生而止之。而学生亦以迩来退学风潮，日甚一日，外人不察，辄以暴动责学生，乃复隐而忍之，然王之奴视学生，视前益甚，动辄以怒詈相加。甚至以畜生等语相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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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董事入学室，学生起立稍迟，则加呵斥。董事有所指挥，学生稍不遂其欲，则加呵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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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先前数日，以天气渐暑，夜班停课，乃温习体操，互相跳跃以为运动，王见而恶之，以学生跳跃无礼，傲慢长者，遽以移细椅故，而记小学生某某大过各一次。”这需要解释一下，王文濡因为某学生夜班跳跃，记了他大过一次。又因为此学生看见他来，没有为他端椅子过来，认为他傲慢长者，又记了他大过一次。两次大过，是要开除的，当然，这名学生不能幸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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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此学生被斥退，导火索点燃了毓元学堂积久的矛盾，有三十二名学生集体退学。当年的学堂规模不大，据资料，三十二人已经是学堂大部分学生了，这么多学生集体退学，等于是对作为董事、总教习的王文濡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退学诸人，先辞圣，辞别各教习，遂出学，然中有某生，怒碎堂中玻璃窗者……”理性者，辞别孔圣，辞别各教习，正是表达对王氏的强烈不满，而不够理性的，甚至打破玻璃发泄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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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退学学生，组织了吴中公学社，一如后来胡适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吴中公学社还是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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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濡无法再在苏州立足，转而到上海发展，进入出版界，编辑出版了很多书，有功于艺林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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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日记》所记商务印书馆清退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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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9月，成立不足十年的商务印书馆曾和日本商人合股，谋取营业上的发展。到1914年9月，商务印书馆起意清退日股，这固然与对日人当年在中国措施、作为不满有关，同时则亦不免过河拆桥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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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郑孝胥日记》曾稍涉及此事，这里一一辑出，看看郑孝胥笔下的这次清退日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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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9月1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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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印书馆，菊生愤愤言：“日人太无理，非收回日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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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生，张元济也，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里的日人，是指商务持股的日人，还是泛指所有日人，不清楚，但基本可以确定是泛指。因为在此前，护法之战，南京曾杀日人三名，而武汉发生了拘禁日本军官之事。郑孝胥在同日记道：“报言，日本要求甚和平。”这句话，在上引“至印书馆”前，这里就有了映衬，郑孝胥是认可报言的，但一到印书馆，则适见菊生愤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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