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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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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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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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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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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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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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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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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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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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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极为广博，但还是得从“六经”中查考可信的依据。《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然而有关虞、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都是四方诸侯和州牧一致推荐，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待到他们建立功绩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这表明，政权是最重要的宝器，帝王是政权的继统，所以传交帝位才如此地郑重审慎啊！但是，诸子杂记里却记载说，唐尧想把天下传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有卞随、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双双投水而死。这些，又要如何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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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我曾经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记载十分详尽。我所听说的许由、务光，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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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很少怨言。”又说：“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为什么要怨恨呢？” 我悲怜伯夷的心意，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里写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意愿！”于是逃走了。而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另一个儿子。这时，正好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就商量说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那里时，西伯姬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姬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正向东进兵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发动战争，能说得上是孝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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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身边的随从要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啊。”于是扶起他们，送走了。等到武王平定了殷乱以后，天下都归顺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他们坚守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靠采摘野菜来充饥。待到饿得快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于是就这样饿死在了首阳山。从这首诗看来，伯夷、叔齐他们是怨恨呢，还是不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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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天待人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好人。”那么，像伯夷、叔齐他们难道不是好人吗？他们聚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致饿死！再说，在孔子的七十名得意学生里，只有颜渊被他称为好学之人，而颜渊却穷困潦倒，连粗劣之食都难得饱足，最后过早地死亡了。那些认为上天会善待好人的说法又如何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凶横残暴，聚集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长寿而终。这遵循的是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重大而又显著的例子啊。如果说到近世，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足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保有丰厚的产业。而有些人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邪道，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多得没法数。对此我深感困惑不解，如果说这便是天道，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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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思想见解不一致的人，不能共同谋划事情。”也只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那么即使做个卑贱的马夫，我也愿意去干；如果寻求不到，那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世道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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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最担心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丧命，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自命不凡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死，平民百姓则爱惜性命而厌恶死亡。”《易经·乾卦》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会互相应求。”“云跟从龙而生，风伴随虎而起，圣人出现，才使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得以显露。”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不过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那些隐居山林岩穴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那些穷乡僻壤的士人，想要磨砺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能依附那名望、地位极高的人，哪能扬名于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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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史记 管晏列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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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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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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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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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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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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