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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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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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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1]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2]不亲[3]，五品不训[4]。汝为司徒而敬敷[5]五教，五教在[6]宽[7]。”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8]于百姓，百姓以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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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卒，子昭明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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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自契至成汤八迁[10]。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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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11]。”伊尹曰：“明[12]哉！言能听，道乃进。君[13]国子[14]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15]命，予大罚殛[16]之，无有攸[17]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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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18]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19]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20]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王之事。汤举[21]任[22]以国政。伊尹去[23]汤适[24]夏。既丑[25]有夏，复归于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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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出，见野张[26]网四面，祝[27]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28]之矣。”乃去[29]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30]矣，及[31]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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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32]伐桀。汤曰：“格[33]女[34]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35]台[36]小子[37]敢行举[38]乱。有夏多罪，予维[39]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40]。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41]我众，舍我啬事[42]而割[43]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44]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45]，今朕必往。尔尚[46]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47]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孥[48]僇[49]女，无有攸[50]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51]武”，号曰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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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52]，于是诸侯毕[53]服，汤乃践[54]天子位，平定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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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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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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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纣资[55]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56]猛兽；知[57]足以距[58]谏，言足以饰[59]非；矜[60]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61]己之下。好酒淫乐，嬖[62]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63]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64]收狗马奇物，充仞[65]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66]于鬼神。大冣[67]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68]肉为林，使男女倮[69]，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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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怨望[70]，而诸侯有畔[71]者，于是纣乃重刑辟[72]，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73]淫，纣怒，杀之，而醢[74]九侯。鄂侯争[75]之强，辨[76]之疾，并脯[77]鄂侯。西伯昌闻之，窃[78]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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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归，乃阴[80]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81]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82]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83]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84]知天性，不迪[85]率[86]典。今我民罔[87]不欲丧，曰：‘天曷[88]不降威，大命胡[89]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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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90]。”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91]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92]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93]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94]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95]。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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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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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历史的演变，国家的兴衰，是社会内在合力的具体表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历史关键人物，其个人力量也不容轻易忽视，他们对历史发展之迟速，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旧时代的史家，通常将民心向背问题视为政治成败得失之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政治箴言。而民心依附与否，则要看当政者是否德才兼备，能否身体力行。所以，“家天下”体制下的君王，其道德言行便成了旧史家关注与热议的焦点。《殷本纪》中所体现的史观，大体不离于斯。这是时代局限所致，今人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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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政的角度讲，《殷本纪》中的成汤，无疑是成功的典范，其人有德有才有谋略，且能把握时势，堪称完美。具体说来，似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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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德治国，体恤民情。与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不同，成汤体恤民情，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主张，即把民情视为国家治理与否的镜子。成汤征讨夏桀的主要理由是有夏多罪。他所讲的罪，便是“夏王率止众力”，“有众率怠不和”，民怨鼎沸。成汤在灭夏之后，作有《汤诰》一篇，其主旨就是告诫统治阶层，要勤力于百姓之事，须“有功于民”，不可“作乱百姓”。可见，成汤始终将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以，成汤才能够“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管子·轻重甲篇》），完成一定天下之大业。而这一以民情为核心的“成汤之德”，也就成了后世不断强调与颂扬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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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知人善用，任贤使能。借用伊尹的话就是“为善者皆在王官”，而伊尹与仲虺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汤死后，此二人对稳定商王朝之政局，居功至伟。尤其是伊尹，负顾命之责，辅佐幼主，安定天下，最终得入王朝祀典，享受王室的隆重祭祀，其事迹则为后世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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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求谋略，善于把握时机。成汤灭夏，事实上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典范，在这个过程中，讲求谋略，把握时机便成了成汤手中的一把利器。夏自孔甲始，便已是“夏德日衰”，当时的友国开始陆续叛夏，到了夏桀之时，这种趋势益发严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未曾改变。而成汤为了取代有夏的共主位置，恩威并施。他利用田猎，让其他众邦国体察到自己已是“德及禽兽”，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附的君主，以达到兵不血刃而瓦解有夏同盟力量之目的。而对于夏的死党如葛伯之类，则借机各个击破，最终扭转夏商之间的实力对比。此外，成汤还善于利用民众情绪与宗教力量。夏桀暴虐成性，民怨鼎沸，发出“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的绝望之声，成汤恰恰是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情绪，从而一举击破夏王朝。在征讨之前，成汤又利用民智未开而神道设教，借助上帝的力量，号称自己是代天行伐，并非犯上作乱，其言辞甚有蛊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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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本纪》中，与成汤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商纣。以今日之眼光看，商纣身弑国亡，成为天下之笑谈，实乃大势所趋，而商周之间国力的消长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殷商中晚期，有商的国力在逐步衰退，《国语·周语下》有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陨。”也就是说，经过武丁中兴之后，有商之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尤其是帝乙、帝辛时期，商人把军事上的用力方向从西北而移至东南，几乎是倾其全力以对付东方夷族之叛乱，无暇西顾，只能用羁縻的手段笼络周族，这在殷墟卜辞及传世文献中均有大量的记载。而对东夷穷兵黩武的结果，似不难想象：国内是国力耗尽，民心涣散，即所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在国际舞台上则是众多友邦纷纷脱离“天下共主”——商的控制，转而与蒸蒸日上的周族联盟，致使地处西北一隅的“小邦周”，于文王时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之强国，具备入主中原、取代有商的实力，为武王于牧野一举克商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后人总结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甚是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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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晚商以来，贵族阶层，好事鬼神，钟鸣鼎食，极其奢华之能事，消耗在青铜礼器与祭祀上的资费不知其数，对王朝国力之损耗恐怕也是无法估量的。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殷人好饮成风，《尚书·微子》记微子尝有“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的议论，而周人甚至把贵族酗酒看作是殷商灭亡的主因，如大盂鼎铭文记康王之言曰：“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殷之所以丧师灭国，是因为边地的诸侯与王朝百官均酗酒成性。再如，周初《尚书·酒诰》之主旨，也是讲要以殷人好酒为戒，与大盂鼎铭文同。此外，从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看，殷商大小墓葬中的随葬品，以酒器觚爵组合为核心，亦充分证实殷人好饮成性。《殷本纪》说商纣“好酒淫乐”，“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其实就是当时贵族奢靡生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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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商纣的个人品行确实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国策上的种种失误，亦与此有关。商纣其人史称孔武有力，天资聪颖，但骄横自大，自视过高。太史公说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甚为深刻。他不顾时势，急于集权，对王族贵胄排挤迫害，废商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种种行径，使人寒心。而对崇侯虎、费仲、恶来等异族谗佞之臣，则委以重任，任其胡作非为。周武王在《尚书·牧誓》斥之曰：“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殆不诬也。商纣为人，甚为暴虐，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而观其心，为炮格（烙）之刑以威慑民众，如此种种，令人发指。而且，商纣还好声色犬马，周人正是巧妙利用他的这一弱点，贿赂以美女、奇物与良马，达到营救文王西归之目的。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商纣还赏赐给文王弓矢斧钺，给了代天子征伐的权力，最终导致西面的耆国为周人所灭，失去了可靠的屏障。这恐怕是商纣政治策略上的最大失误之一。而当社稷岌岌可危之时，商纣又将国家与自身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上天，竟然还在讲“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拒谏饰非。此与其祖上成汤“言能听，道乃进”的谦逊美德相比，有着霄壤之别。说商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恐怕是言过其实了。或许可以这样总结，商纣是一个智商较高而情商极低的怪胎，他与善于韬光养晦、捕捉时机的文、武二王的政治博弈，必然将以失败告终，有商亡于此人之手，实乃天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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