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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中华盛世的典范,礼乐文明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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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先秦时期是中国统一历史进程的源头,杰出的领导人物层出不穷,周公旦便是其中之一。他深受仲尼的推崇,是儒家倡导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模范人物,据说如果后人可以梦见他,就说明天下安定昌盛,反之则恶。孔子生于乱世,曾就因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而感慨道:“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在《鲁周公世家》中,司马迁对周公的赞扬不言而喻。周公早年跟着武王打天下,制定策略、顺服人心,很有计谋;其后帮助成王治理天下,软硬兼施、恩威并举,颇显风范;其间又制礼作乐,教化民众、健全制度,很有智慧。其领导之魅力、制度之艺术,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所选取的片段,主要讲述周公与成王、管蔡等人的博弈,以及周公对成王的尽心辅佐。一方面凸显了他个人的领导才干,另一方面也有展现他礼乐智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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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也是中国各种制度建立的开端,优秀的思想文化争芳斗艳,礼乐制度影响深远。司马迁八书中的第二篇《乐书》,反映了自先秦以来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在节选片段中,通过宾牟贾与孔子探讨音乐的对话、孔子对周代乐曲《武》的详细解说,不仅可以看出统治集团用音乐教化世人、用礼制规范社会,最终服务政治的策略,也可窥见有周一代严格而完备的礼乐制度,表现了先辈们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在健全社会制度方面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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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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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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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1]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2]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3]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4]武王,衅社[5],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6]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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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7],武王有疾,不豫[8],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9]卜。周公曰:“未可以戚[10]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11],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12]策祝[13]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14]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15]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16]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17]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18]我,我以其璧与圭归[19],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20]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21],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22]。”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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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24]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25],周公乃践阼[26]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27]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28]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29]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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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31]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32]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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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33]同颖[34],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35]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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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36]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37]雒相[38]土。其三月,周公往营[39]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4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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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41]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42]如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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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43]其蚤[44]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45]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46]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47]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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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48]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49]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50]其即位,乃有亮暗[51],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52]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53]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54]。”“文王日中昃[55]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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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56]。百姓说[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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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丰,病,将没[58],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59]不敢臣周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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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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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周公旦,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位周公,姓姬名旦,也叫叔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有助武王伐纣之功、佐成王安邦之效。综观其一生,可谓乱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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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在位的时候,他就因为与众不同、贤能尤佳而深受宠爱,武王即位之后,更是十分器重,每遇有事,必与相谋,除伐纣之外,辅行盟津之会、设置“三监”督殷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美谈。及至武王崩逝、成王登极,果断代天子行权理事。成王六年(前1037年)而“制礼作乐”,待到七年之后,毅然归政成王,面北而立,态度恭敬谦谨而兼有畏惧之行状,俨然臣子之貌。成王亲政之后,遭有诬告的际遇,但也很快化解。后于丰京病危,嘱咐死后欲葬于成周,以表不敢离开成王之心。然及其逝,成王却葬之于毕邑,以表不敢以周公为臣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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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公摄政一事,历朝历代,崇敬者很多,心存怀疑的人也不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看法:一是认为周公的本意不是辅佐成王,而是想取而代之;一是认为周公摄政乃形势所迫,他本人对王室忠心耿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典范;一是认为武王考虑到当时的状况,本就有暂时仿效商代“兄终弟及”制度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则既承认摄政一事有可以怀疑的地方,也褒奖周公在历史上的实际贡献。后人的疑惑与争论,当然不是无源之水,从周朝的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窥见一斑。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为何叛乱?《鲁周公世家》中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而《管蔡世家》中却又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这两种不同的表述也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管叔、蔡叔者,乱臣贼子乎?即便是召公等朝臣也并非绝对相信周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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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好妄加揣测,但毫无疑问的是,周公总是事实上的成功者。对于后人,他是封不住嘴的,而对于当时的人,周公却巧妙地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确立了自身在周朝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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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第一个策略是以先王作为庇护,使摄政名正言顺。从历史上来看,商代实行的是巫术政治,商尹的职责一般只限于在宗教祭祀方面对王进行辅佐,而周王由于在巫史方面的才能衰退,尹或宰则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周公身为周廷之大宰,专有巫史的才能和权力,因而他可以将权力的来源假托于先王和神明。“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体现了他对自己的这项本领十分自信。武王克殷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病了,大臣们都非常恐惧和担忧,太公、召公想到文王庙去卜问一下,而周公却说“未可以戚我先王”,于是以身为质,预筑三坛,持璧秉圭,祝告三王。结果很是吉利,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一方面,这在周朝不是小事,从此以后周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趋完好;另一方面,通过与先王的“对话”,又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了他是可以沟通先王的合法代表的身份。后来管叔等人散布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谣言,引起太公望、召公奭等人怀疑的时候,周公便充分利用了先王的威信为自己辩护,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先王有个交代。东征之前的占卜、迁都之事的占卜,以及当初因成王年少患病而甘愿剪掉自己的指甲来祝告神明等等,可以看见,人们对于周公的巫术行为不持有任何异议,表明了当时人对周公占卜权力、通达先王和神明能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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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第二个策略是以现实形势为根据,利用人们的习惯思维,使摄政合情合理。也许周公自己都没有发觉,他歪曲地使用了以果寻因的方法。他说自己之所以代成王暂时处理国政,是害怕天下叛乱。这是合情合理的,想当初武王生病,便引起了恐慌,何况今日武王死了,成王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司马迁在书中说“管叔、蔡叔与武庚等后来果然率领淮夷造反”,一个“果”字,既表现了周公的先见之明,也使得人们回过头来思考周公为何摄政一事的时候,信服了周公确实是为了江山社稷、唯恐有乱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以果寻因方法的歪曲,从既定的事实出发,追溯支持该结果的一切因素,管蔡等人成了注定的反叛者。当然,周公还是以实力得胜而大获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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