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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170718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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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礼乐征伐，交响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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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由兴盛转向衰微，各诸侯国与中央背道而驰的状况愈加明显，对于地方政权、财政经济、兵士武备等各种实权的掌控转移到了各诸侯国手中。《十二诸侯年表》用列表的方式记录了各诸侯国盛衰兴亡、斗争博弈的重要事迹。选文择取了从公元前655年至前632年的部分年表，包含晋国重耳“逃亡—复国—称霸”事迹的记载，主要以晋文公重耳的振兴史为实例，借以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春秋时期霸主成长和国家崛起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引导社会风俗、培养民众道德伦理的礼乐权力也产生了下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逐步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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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至夫差亡国的一段兴亡史，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选文中，以讲述季札观乐的事件为主，兼有一些体现季札德行和能力的事迹。季札对各种音乐的细致分析，既展现了一位贤明而聪慧的知音人士对音乐的敏感程度，反过来又可以透过这些窥探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得道在礼乐权力分配上的表现，值得细细品味。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下面的两种现象。一则，虽然周王室除了名义上的王室尊严外，实力已经弱化到与中等诸侯国几近的地步，但它仍然具有旗帜性的作用，诸侯们仍然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奉养并加以利用。二则，礼乐大权的下移也带来了礼乐制度的分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哪个诸侯国能够真正独揽这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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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170718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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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十二诸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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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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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1]，至周厉王，未尝不废[2]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3]之矣！纣为象箸[4]而箕子唏[5]。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6]，《鹿鸣》刺[7]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8]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9]，强乘[10]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11]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12]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13]三河，齐负[14]东海，楚介[15]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16]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17]《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18]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9]。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20]，为有所刺讥褒讳挹[21]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22]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23]《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24]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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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儒者断[25]其义，驰说者骋[26]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27]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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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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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在二十四史中，“表”分世表、年表、月表，是以时间为线索，空间为构架，系统记录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形似编年体，具有提纲作用。它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谱牒的书写模式，用来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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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诸侯年表》名曰十二，实际上却列出了十三个诸侯国，司马贞说“贱夷狄不数吴”。也有人说古文中常用虚数，如“策勋十二卷，赏赐百千强”（《木兰诗》），十二当为虚指；还有人认为“首周次鲁”，所以不算鲁国。司马迁为何命名“十二”，总有作者主观的原因，然而他用列表的方式记录各国重要事迹，让研究人员自己删繁取要，足以见其书写“信史”之心。春秋时期，以诸侯纷起、五霸迭兴为显著特点。群雄并起，是历代末世的必然现象，而“诸侯”源自分封，所以诸侯纷起又成了周代末年的独特风景线。“五霸”是谁？历史上很有争议，但不少观点比较认同司马迁所提之齐、晋、秦、楚四国，尤其是齐、晋二国。这些诸侯国最初都很弱小，却一步步走向霸主的地位，其间有着怎样的崛起方式呢？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兹以晋文公为例叙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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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名重耳，春秋霸主晋国之君，曾流亡国外十九年，最后在秦的帮助下回国继位。当时，齐桓公的霸业已经衰落，宋襄公妄图利用楚国成就霸业的美梦也归于破碎，楚国趁机向中原进发，诸侯之间、诸侯内部混战不已，就连周襄王都遭受兄弟发难。齐国势力支撑下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诸侯相伐、夷狄进犯的局面召唤着新霸主的到来。于是，晋文公抓住时机，大力整顿内政，任用贤能，增强国力。更以“尊王”为旗号，帮助周王平定内乱，荣获美名。后侵曹伐卫、拉拢齐秦，终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会集诸侯于践土，成为一代霸主。晋文公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一方面在于他对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在于他巧妙的策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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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称霸的晋文公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天下的势力集团主要有晋、楚、齐、秦四家，而楚国发展最为迅速。当年齐桓公称霸，是以签约的形式稳住楚国，因而楚国的实力没有损失，桓公死后楚国更抓紧扩张，晋文公当然不敢小视。为了提高战争成功的几率，他采取了联合齐秦、诱楚北上的军事策略。联合齐秦，壮大自己、稳定后方也；诱楚北上，疲惫其兵、以逸待劳也。当年晋文公受秦国的帮助得以回国，所以秦晋联盟顺理成章。而后楚国在围宋之时，同时占据了齐国谷邑，晋文公发兵救宋，也解了谷邑之难，便具备了与齐国联盟的条件。在有名的“侵曹伐卫”事件中，晋文公以“喜赂怒顽”之计，巩固了与齐秦的联盟。由于楚将子玉刚愎自用，不听劝告，追击晋军，晋文公“退避三舍”，成功诱敌北上，既得美名，又成战术，终于在城濮之战中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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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一个晋文公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晋文公的胜利，是晋国人才集团的胜利，是晋文公善于用才的胜利。有两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一曰惟楚有才，一曰楚材晋用。把它们联系起来阅读，便可体味其中的蕴意，很能说明晋文公善于用才。晋文公在国外流亡，回国之后苍凉满目、矛盾尖锐，反对势力也相当张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晋文公采取开明的用才机制，化解矛盾，变敌为友，唯才是用。对待资历深厚的人才，晋文公尊重有加，比如“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在“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授能”的用贤政策下，很快形成了一个忠心不二、勤勉能干的人才集团。尤其受后世推崇的是晋文公手下的“五贤士”，虽然历史上争议颇多，但狐偃、赵衰、魏武子三人是基本肯定的。且不论另外二人当指哪家，这样的争议已经足以向我们表明晋文公强大的揽才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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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很会揽才，也就是很会收拢人心，而他收拢人心的重要手段则是取信立威。荀子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荀子·王霸》），越是乱世，越要守信，无信不足以团结力量。晋文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能在诸侯国与民众中树立个人威信，收拢各方人心。如果我们把重耳和夷吾放在一起比较，不难发现，夷吾至少在信义方面就不如重耳。如年表中所记，晋惠公元年（前650年），夷吾便诛杀了拥立自己的里克，又违背对秦国许下的诺言，第四年晋国发生灾荒，秦国借出了粮食，而第五年秦国发生灾荒的时候，夷吾非但不借粮食给秦国，反而趁机派兵攻打，秦国自然非常愤怒，最终俘虏了晋惠公。然而，重耳却有守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晋文公攻打原国的时候，只携带了可供十天食用的粮食，于是和大夫们约定十天为期攻下原国。当十天期满却没有攻下原国的时候，晋文公依然下令退军，虽然士兵报告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成功，但晋文公声言不能因得到原国而失去信义，于是收兵回国。这样的做法反而为他赢得了信誉，原国、卫国的百姓感佩于文公的诚信，纷纷来降。家喻户晓的“退避三舍”，也是晋文公诚信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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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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