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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功臣的两种结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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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势吞六国的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巨浪中迅速土崩瓦解。它的灭亡给了原本被压制的各股势力以新的舞台，其中最主要的是两股力量。一股是以六国旧贵族为代表的复古势力，他们希望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复辟六国的统治，或者是延续六国的政治理念；而另一批则出生于平民阶层，他们在反秦战争中显示出了自身卓越的才华，也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他们反对秦王朝的虐政，但却继承了秦帝国开创的大一统集权式的新政治模式。项羽是前一类人的代表，而刘邦则显示了后一类人的才智。一时间，历史似乎有了许多不同的取向，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杰出人物，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受上述两种政治理念的影响，并据此构成自己政治价值理想的基础，并据此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韩信、萧何和曹参都是秦末汉初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韩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然而他的政治理想仍停留在战国时代分封建国的基础上，与刘邦模仿秦帝国的大一统模式格格不入，最终造成他的人生悲剧。萧何和曹参原本都属于社会中上层人士，文吏出身使他们对秦帝国的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践行。所以，一旦局势的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入刘邦集团后，他们以秦帝国的制度为汉帝国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封建集权统治下，君权与相权的权力冲突也开始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他们对这一矛盾的处置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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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萧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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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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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1]为沛主吏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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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布衣时，何数[2]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3]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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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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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4]。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5]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6]，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7]有汗马之劳，徒[8]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9]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10]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11]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12]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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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13]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14]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15]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16]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17]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18]山东，萧何常全[19]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20]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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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吾闻进[22]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23]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24]奉钱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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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25]，至邯郸。未罢[26]，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27]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28]。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29]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30]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31]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32]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33]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34]军，则上心说[35]。”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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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36]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37]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38]不多买田地，贱贳[39]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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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罢布军归，民道遮[40]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41]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42]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43]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44]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45]过，又何足法[46]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47]也。”高帝不怿[48]。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49]谢。高帝曰：“相国休[50]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51]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52]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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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素不与曹参相能[53]，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54]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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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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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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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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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和许多秦末社会大变动中崛起的人物不同，萧何的人生起点和秦帝国的新秩序是紧密相连的。秦国自变法之后逐步以训练有素的官吏替代贵族阶层作为统治国家的主导力量，从而确立起“以吏为师”的价值取向。青年萧何熟习吏事，又有较好的品行，可能其家庭至少也属小康，故而在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秦朝的御史一度还想向朝廷推荐他。以当时的社会标准看萧何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这与因“贫无行”而与仕途绝缘的韩信相比，其人生起步不啻霄壤。然而，较高的社会身份并不意味着萧何对现行社会秩序的认同，这可以从几处细节看出。首先，萧何坚决推却了秦朝御史的推荐入朝，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他却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是因为他对官吏生涯有厌倦之情，否则他不会之后仍长期在官府任职，他的推却实在出于他对秦王朝上层政治黑暗的不满，也许他已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而有了明哲保身的动机。其次，刘邦在任小吏的时候常常得到上司萧何的照顾。萧何的这一举动一方面固然是其长者之风使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刘邦往往大言无行，其行为对现实秩序常构成反叛，这是内心不满现实而性格谨言慎行的萧何做不到的。对刘邦的袒护也可看作对其挑战现存秩序举动的认可。然而，不满归不满，萧何并不会主动去与现实对抗，毕竟他是有头有脸有身家的人，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况多少是有贪恋之情的，这铸就了青年萧何在政治上的两面性。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大泽乡起义的号角打破了萧何安稳的仕宦生涯。萧何的背秦纯粹是投机自保之举。在各郡县纷纷杀死长吏起义的局面下，萧何之属鼓动沛令自立，以此保全自身的身家地位。萧何本想将刘邦当作这一计划的关键棋子来运用，因为一来刘邦是老部下，他又对其有护佑之恩，萧何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让刘邦为自己奔走，二来刘邦虽亡命在外，但与陈涉等不同，他的亡命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对萧何而言这自然多了几许安全感。然而，与萧何预想的不同，沛令的临场变卦与刘邦的反客为主，最终都使得萧何从消极的背秦走向了积极反秦，这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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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三年，刘邦率大军入咸阳，随着秦帝国的彻底崩溃，全国的整体战略格局也发生着重要转变。秦末群雄初起时，最大的共同战略目标就是打垮并消灭秦国，对军事人才的需求远大于政治经济人才，文吏出生的萧何既不能征战沙场，对于战术层面的军事谋略也不甚在行，这就使得他在这一过程中多少有些边缘化。就拿和他同时加入刘邦集团的曹参对比来说，后者在进入咸阳前其爵位即随军功一路上升，而萧何似乎谈不上有多少作为。秦国灭亡后全国局势似乎将进入一个诸侯并立的平稳期，各方的战略目标开始分化，政治制衡代替了名义的归属，流动性掠夺为战略基地的经营所代替。在这种局面下，政治经济层面的治理显得愈发重要。萧何对于这一战略格局的转变是了然于胸的，故而一入咸阳，萧何直入秦丞相御史府中将法律文典和图书尽数保藏，等于垄断了全国战略情报资源。当然，萧何这么做也有作“秀”的成分，因为这种特立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刘邦的关注，有利于萧何对高层决策施加影响。项羽的背盟导致以刘邦为首的主战派舆论甚嚣尘上，这暴露出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灭秦前的武力生长的模式中，萧何通过战略分析有利扭转了刘邦集团的错误战略决策，勾勒出了刘邦集团未来整个宏观发展策略，也从而确定了他自身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在楚汉相持的五年中，萧何打造了汉王国乃至其后汉帝国国家机器的基本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楚汉之间的胜负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机器的效率之争，而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得失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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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造汉王国国家组织的过程中，萧何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决策和行政的权力，因而与刘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权力交错与冲突。在战争进程中，这一矛盾虽也有表现，但基本被激烈的战事需要所掩盖，待到汉帝国建立后，逐渐由隐而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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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建立后，刘邦与萧何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君权与相权矛盾的早期表现。汉初的丞相府是西汉政府的中枢机构，丞相又是这一权力中心的核心。这种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使得君主的绝对权力有所削弱，进而导致君主与丞相间斗争与妥协的均衡。刘邦需要利用萧何的行政才能，但又畏惧其大权在握，特别是当这一权力与其在民间的威望相呼应时，更让刘邦觉得芒刺在背，必要对其有所压制。功臣分封提供了刘邦一个一箭双雕的机会。对功臣的分封实际上就是在汉王朝内部，刘氏家族和诸功臣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刘邦不希望功臣们功高震主，对刘氏家族的权力构成威胁，但又不能不对功臣放权。对此，心计颇深的刘邦在分封过程中，利用功臣间的嫌隙，以争取对己有利的局面，萧何成了他达成目的的棋子。刘邦利用抬高萧何贬低曹参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以军功为基础的功臣群体，同时也把萧何推到了与军功功臣集团对立面上，使得两者之间互为角力，刘邦则坐收渔利。萧何对此心知肚明，他希望通过采取低调退让的道家处世哲学来消弭他与军功集团的矛盾，从而保全自己。故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一些行为了，如在对待财产问题上他只选择穷僻处购置田产，并以“毋为势家所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惠帝向他咨询继任人选时，他推荐了对头曹参。在与刘邦的斗争中，萧何是处于退守一方的：刘邦畏忌他在民间的威望，他就通过强买民田的自污方式消解刘邦的疑虑；刘邦要削平韩信等诸侯王的势力，萧何利用韩信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把他送上绝路。也许萧何这么做只是出于他一贯的明哲保身的策略，但以往萧何所表现出的长者之风在这里荡然无存，完全被一副阴险嘴脸替代，在权力之争中没有仁义的位置。在两千年的封建集权历史中，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始终是一个君权不断强化、相权步步退缩的过程，萧何和刘邦的冲突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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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文吏阶层的兴起，他们以自己的管理才能服务于统治阶级，并最终替代贵族群体而成为国家行政活动的主体。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官僚集团。处于这一集团最上层的核心人物丞相自然成为这一集团的代表。丞相与皇帝的权力冲突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与帝王之间利益分配的平衡过程中矛盾的集中体现。汉初，皇权与诸侯王势力的矛盾以及与军功功臣的矛盾处于主导阶段，加之官僚集团尚处于雏形阶段，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还处于温和阶段，随着汉王朝集权模式的稳固，这一冲突将表现得愈为明显，也为其后千余年的君相之争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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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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