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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曹相国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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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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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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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1]。……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2]为戚公，属砀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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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3](辕、缑氏，绝[4]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战阳城郭东，陷[5]陈，取宛，虏’，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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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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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二年，拜为假[6]左丞相，入屯兵关中。……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7]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8]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9]齐未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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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10]前所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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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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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11]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12]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13]，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14]言之。参于是避[15]正堂，舍[16]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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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17]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18]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19]，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20]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始微[21]时，与萧何善[22]；及为将相，有郤[23]。至何且[24]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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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郡国吏木诎[25]于文辞，重[26]厚长者，即召除[27]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28]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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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29]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30]相国召按[31]之。乃反[32]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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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人之有细[33]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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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34]朕与”？乃谓窋曰：“若[35]归，试私从容问而[36]父曰：‘高帝新[37]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38]窋二百，曰：“趣[39]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40]参曰：“与窋胡[41]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42]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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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43]其清净，民以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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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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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44]。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45]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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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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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如果以相齐为界，曹参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作为一名军事将领跟随刘邦打天下，后一个阶段扮演的则是一名国家的管理者的角色。在历史上，与后一个角色相连的是“清静无为”和“萧规曹随”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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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无为”常被史家用来定义汉初的政策取向，而史籍上最早明确提及运用了清静无为治国哲学的国家管理者大概就是曹参了。汉初定天下，刘邦就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并任命曹参为齐相国。曹参相齐，最初并未有确定的政策取向。孝惠元年（前194年），曹参将在齐地的百余位儒生都召集起来商定治国方略，然而这次会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儒生们的意见莫衷一是，曹参也不知取舍。在这种情况下，曹参迎胶西盖公，闻其黄老清静之术来指导政策制定。从这一过程看，很显然问题不在于儒生们的“言人人殊”，而在于曹参“未知所定”。就在曹参任齐相的同年，齐王肥入朝差点为吕后所杀，最后以献出城阳郡得脱。吕后想通过铲除刘邦诸子来巩固孝惠帝的帝位，齐王肥是长子，又占据着最富腴的齐地，自然成为重点打击目标。齐王只能采取献城自弱的方式才能暂时消弭吕后的戒心。曹参是聪明人，如果他大张旗鼓地采取强振齐国的有为之策，自然会引起吕后的注意，结果不但对齐王不利，对自己更不利。由此可见，对曹参而言，采取“清静无为”之策并不是一个选择哪种政策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全身家性命的问题，是处在诸侯与皇帝之间力图保持两者平衡而达到自保的韬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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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二年，萧何死了，曹参继任汉相，开始了“萧规曹随”的阶段。“萧规曹随”只是无为策略的别名，是曹参韬晦策略的新阶段。自刘邦始，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已经初露端倪，直接表现为刘邦与萧何的角力。刘邦本是流氓出身，十分懂得运用政治手腕。不但通过“上林民田”之类的事由直接打压萧何，还在分封一事上抛出“功人功狗”论，明处是抬高萧何，实则是在萧何和功臣大将之间制造对立，以图坐收渔利。曹参之流身历其事，自然不会看不懂丞相的位子实在是不好坐的。惠帝初立，主少臣强，原先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皇室的不安在吕后对诸功臣的戒惧而于高祖发丧时的“哭而泣不下”中充分表露。这种局面下作为功臣领袖的入朝即居相位便有可能面临皇权与相权、皇室与功臣的两重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无为可能是最优化的政治选择。一方面，用“无为”表明自身在治国上的平庸，从而化解在君相之间可能产生的嫌隙；另一方面，曹参也可借“无为”向以吕后为代表的皇室表明，功臣集团并没有扩大利益的企图，双方保持原来的权力范围，这样能减弱皇室对功臣坐大的担忧。因此，不难理解当涉世尚浅的惠帝试图通过曹参之子曹窋问政于曹参时，曹参会痛打儿子。他实际上是担心惠帝的举动会打破刚形成的在多种政治力量之间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抛出了刘邦和萧何，以此阻塞了惠帝进一步干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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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祖到孝文帝，与民休憩一直是朝野上下的政策共识，并非曹参的发明。这种国策完全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和黄老之学无甚必然关系。《史记》是最早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文献，并通过曹参有意突出了黄老之学在政策选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也只是体现了司马迁个人学术思想的偏好而已。在我们看来，曹参在汉初政坛的种种表现更多的是明哲保身的滑头举动，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汉代历史中皇权扩张的进程。汉政权初立时，皇权还是有很大限制性的，刘邦曾下诏说他是与“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的（《汉书·高帝纪》）。换句话说权力要大家分享。但是，皇权的排他性必然会使之走上自我扩张的轨迹，对其他社会权力产生挤压效应。刘邦与萧何等的冲突过程正是不断显示自身权力绝对性的过程。汉初政治中皇室、诸侯、功臣官僚的多元权力主体并立的局面，使得曹参不自觉地身陷皇室与功臣、皇权与相权、皇权与同姓诸侯等诸种冲突之中，“清静无为”只是在权力倾轧中保持平衡的生存之道。专制皇权的逐步扩张并不能消弭上述诸种矛盾，反倒为外戚专权、宦官主政等皇权扩张的异化形式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这些现象在整部汉代史，乃至整部中国古代历史中实在是屡见不鲜的，曹参之流通过“清静无为”是不能长久解决封建专制政治固有的权力失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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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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