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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汉文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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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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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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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1]兵[2]，多谋[3]诈[4]，此其属意[5]非止此也，特[6]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7]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8]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9]，此所谓盘[10]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11]法令，施德[12]惠[13]，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14]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15]，为刘氏，叛诸吕，卒[16]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17]，百姓弗为使[18]，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19]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20]庚庚[21]，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22]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23]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24]，张武等六人乘[25]传诣[26]长安。至高陵休[27]止[28]，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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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29]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30]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31]。’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32]，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33]让[34]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35]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36]，不敢忽[37]。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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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皇帝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38]之正[39]也，所以禁暴而率[40]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41]罪之父母妻子同产[42]坐[43]之，及为收帑[44]，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45]，罪[46]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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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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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47]宗庙粢[48]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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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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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49]徙[50]系[51]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52]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53]，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54]衣冠异章服以为僇[55]，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56]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57]，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58]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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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59]末[60]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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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61]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62]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63]借[64]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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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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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65]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66]残去[67]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68]乡改正服封禅[69]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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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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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本篇选自《史记·孝文本纪》。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孝文帝，在历史上有着很高的评价，然而他登上历史舞台最初的道路却充满艰险。汉高祖死后，大权为吕太后控制，她大力扶植吕氏外戚的权势，削弱刘氏宗族的力量。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首的功臣们在眼见吕氏集团的权力扩张将威胁到自身利益时，便联合朱虚侯刘章等宗室成员发动政变剪除了诸吕。在消灭了最大敌人后，拥立谁为皇帝成为突出问题，当时有四大人选：少帝、齐王、代王、淮南王。少帝本已继帝位，然而诸功臣认为少帝乃吕后所立，长大后必对功臣施以报复，所以必欲去之而后快。淮南王尚幼，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起兵讨吕氏的齐王，然而诸功臣并不希望看到这么一个强势的人物成为皇帝，经过再三权衡最后选定了本不起眼的代王继承大统。文帝讳恒，母薄太后不为高祖宠信。正因如此，在吕后铲除戚夫人等宠姬的过程中反而得以保存下来。进长安继位之初，文帝方面与功臣集团之间并不信任，从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开始，经过多次较量与试探，文帝才得以登上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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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初继位，在处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时，他更多采取的是无为而有为的策略。在解除功臣集团首领周勃权力的过程中，他没有采取正面冲突的办法。通过旁人的游说文帝让周勃第一次自愿下野，其后又巧妙利用古人日食迷信的机会，迫使周勃第二次下野。在处理张武受贿问题上，他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而是通过赐予金钱，以愧其心的道德手段解决问题。这些方法都不以诉诸暴力为特征，而是运用软力量来达到目的，有效缓和了汉初以来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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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以来，统治者要面对两大主要的社会矛盾：一是由于秦王朝奉行“以法为教”的治国策略所导致的国家机器与民众的高度对立；二是秦末以来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的凋敝。高祖至孝惠都未及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解决之道是“毋烦民”。一方面，他首先对积弊甚深的司法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废除“收帑诸相坐”、“肉刑”等刑罚。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紧张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立倡勤俭，“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也使得人民的负担得到很大程度的减轻。文帝采纳贾谊等人的意见，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将“农本”立为国策并身体力行，通过减免租税等经济手段有效刺激了生产力。文帝的“毋烦民”政策的核心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是对无形“政绩”的高度重视，即以社会满意度，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幸福感”和实惠作为施政优劣的准则。所以，虽然单论“文治武功”等有形“政绩”，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实在并不出彩，但就其施政效果而言，他无疑是历史上成功的统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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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曾对儿子元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汉王朝的“霸道”基因自然是从秦帝国继承过来的，而其“王道”传统可以说是启自于文帝的。文帝的“王道”统治术的核心理念就是“仁德”。文帝的“仁德”实际上是对秦以来法家治国理念的弊端的一种矫正，是汉初以来反思亡秦教训的社会思潮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帝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范式。自秦至汉初，统治阶层实践中贯彻的政治理念是法家的国家权力学说，其核心理念在韩非子“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的观点中得到集中体现。这种国家权力观带有明显的强化国家机器暴力的一面，如对其彻底加以施行久而久之必会加剧社会关系的“博弈化”，反而威胁国家权力的稳定，秦帝国的命运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注释，不能不引起汉初统治者的关注。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对于法家那一套统治术是心领神会的，但面对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的弊端又不能不对之作出矫正，“仁德”正是这么一个矫正的工具，它给专制皇权披上一层更为温和的道德主义保护色。文帝的“王道”政治是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客观上又使其统治行为与儒家理想的“仁君”形象接近，使得“儒表法里”的政治实践逐步完善，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正是对文帝开创的这一新兴统治模式的理论概括，“霸王道杂之”的统治艺术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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