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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袁盎晁错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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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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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楚人也，字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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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常引大体[1]慷慨。宦者赵同以数[2]幸，常害袁盎，袁盎患[3]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4]，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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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袁盎亦以数[5]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6]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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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7]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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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8]匿[9]，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10]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11]。今兵西乡[12]，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13]人赐闲，错去，固[14]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15]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16]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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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17]守[18]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19]爱盎侍儿[20]，盎知之，弗泄[21]，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22]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23]置[24]二石醇醪[25]，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26]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27]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28]去，臣亦且[29]亡[30]，辟[31]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32]张[33]，道[34]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35]，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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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36]居家，与闾里[37]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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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38]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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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为人峭[39]直刻[40]深[41]。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42]，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43]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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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44]。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45]，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46]。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47]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48]疏[49]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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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50]，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51]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52]声矜[53]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54]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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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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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袁盎字丝，是汉朝楚人。他个性刚直，常常称引大义，敢言直谏。深得汉文帝的信任，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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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是颍川人，为人峭直刻深，因早前在轵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故有较浓厚的法家思想。是汉景帝的“智囊”宠臣，最后亦是在七国之乱爆发时被景帝亲自下令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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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吴楚叛乱的导火线，晁错所主张的削藩本没有错，从宏观大局而言，确实是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巩固汉王室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法，空有理论总纲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便贸然行事，致使汉王室在未成熟的时机面对一场本可避免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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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诸侯国对中央造成威胁需要实力的累积，而实力的累积又需要时间。天下刚刚安定，在休养生息的政策下，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安抚百姓恢复和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可以说是无暇起兵生事端。不能因为人家封地资源优发展好，尽了一国之主应尽之责，就开始揣测他们是否用心不良。即便吴王的一些作为值得晁错怀疑，但光看事情表面就下定论，并以这个特例代表了整个诸侯群体，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实在是过于草率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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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诸侯国的存在本是作为王室的屏藩，然而在它未失去这个政治作用时过早的被人扣上谋反的帽子，提早了削藩的必要性，不仅不妥，且非常有可能失败。晁错提出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本身就是先把没罪的藩王当作叛逆之人来看，那别人被逼急了当然要反抗了，可这样的话就正好印证了晁错的理论，看上去似乎是晁错有先见之明，实则是诸侯们“被谋反”罢了。而恰巧吴王刘濞又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本身对统治者就有弑子之恨，现在好端端的又把压箱底的罪翻出来二话不说削了人家的地，新仇加旧恨，当然被逼得拿起武器为自己生存的权益而战。削藩本意是想平衡各方势力以达到国家和谐统一的目的，可现在它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防范作用，反而成为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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