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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酷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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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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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1]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2]鼠掠[3]治,传爰书[4],讯鞫[5]论报[6],并取鼠与肉,具狱磔[7]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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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8]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9]。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10]人。始为小吏,乾没[11],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12]浮[13]慕[14]之。是时上方乡[15]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16]疑法[17]。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18]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19],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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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20]给[21]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22]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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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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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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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23],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24]具[25]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26]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27]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28]。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柰[29]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30]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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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31],广汉李贞擅磔[32]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33],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34],水衡阎奉朴击[35]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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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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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本篇是司马迁为汉朝当时酷吏所编的类传,所谓“酷吏”,即以严酷甚至残暴的手段治理百姓的官吏。本文选取其中典型人物张汤加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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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是武帝时人,出生于小吏家庭,从小便对吏治之术深有浸淫。张汤善于结交钻营,又能逢迎武帝,因此大得武帝赏识重用,并与赵禹一起重新制定律令。当时汉朝为了接纳匈奴浑邪王来降的数万人,又要出兵征伐匈奴,加之各地水旱之灾等等,文、景之世积累的财富早已用罄,朝廷入不敷出,于是张汤按武帝之意,提出了变更货币、垄断盐铁专卖、打击富商大族、增加赋税、严惩漏税等一系列政策,为朝廷敛集财富。武帝每每与张汤讨论国家财政之事,至于忘食,天下大事也多由张汤决断。然而张汤的这一系列措施并未取得良好效果,百姓的生活全被扰乱,增加的赋税等也因官吏一路侵吞,国家所获无几,朝廷便又开始严惩贪官污吏。上至公卿,下至百姓,于是都将矛头指向了张汤。最终张汤因大臣群起攻击遭诬陷下狱,自杀而死。张汤的权势虽曾几乎一手遮天,死后家产却不超过五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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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得势时,许多依附张汤以酷为治的官吏纷纷获得了武帝的提拔,于是天下郡守、都尉群起效仿。然而残酷的压制和过密的法网反而促使百姓铤而走险,武帝发兵征剿也不能尽。朝廷于是颁布“沈命法”,对捕盗不力的官吏一概处死,但地方官吏上下因恐受诛,更互相隐匿,知情不报,天下更趋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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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酷吏列传》,勾勒出了一部酷吏发展史。秦末之后,经过数年的群雄逐鹿,天下复归统一。由于战乱,汉初之时百废待兴,生产力有待发展,社会关系与律法制度也较简单,而经过了文、景之世的稳定发展,到武帝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物质积累已颇为丰富,此时那些汉初时制定的简单的律法规章便显得滞后,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张汤等人此时重新为汉朝制定律令,丰富和完善律法制度,有其深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张汤因出身刀笔吏,对律法条文本身过于重视,因此新颁布的律令变得过于严密复杂,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反而为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大大增加了官僚体系进行管理的成本。朝野上下虽对于新的律令颇多微词,但由于张汤的擅于逢迎,武帝对张汤非常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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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时因武帝的穷奢极欲以及为追求不朽而四处开疆扩土,汉朝国库已近空虚,张汤提议的一系列新律法恰恰契合了武帝急需征敛钱财以支持其野心计划的渴望,于是各项搜刮民脂民膏的律令、法规相继出台,武帝也以张汤为心腹之臣。但律令是需要有官吏来执行,方能见成效的。对于张汤设计的一系列对人民而言可谓残酷的律令,谁能够出色地予以施行呢?自然是心狠手辣的官吏们。因此从武帝时期开始,酷吏越来越多地被任用,甚至重用。只要能让百姓乖乖纳税,即使是品格恶劣残暴的官吏,也一样能得到赏识与升迁。文、景时天下富安,财富多集中于地方大族,而张汤的新法令中赫然有:“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豪强并兼之家”等等,皆是针对这一富庶的阶层。酷吏们每每针对地方豪族搜罗罪状,而将其家产充入国库。这样为朝廷卖力的官吏,得到武帝的褒奖自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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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西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横行,其根源实际在于武帝。正是由于武帝为满足个人私欲及野心,对财富的极大渴求,方才催生了从张汤至于下层的一系列官吏们以敛财为原因的残酷执法——虽则少数酷吏如张汤之流本身并不贪赃,而是“忠心”为朝廷敛财。这样的治国政策必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害,司马迁特意描写到在酷吏之风盛行之下,天下纷扰,正是对这一“酷吏治国”之策的严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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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列传》中记载的诸多酷吏的冷血毒辣、嗜杀成性,令人读来不寒而栗,天下百姓遭酷吏荼毒,令司马迁痛心嗟叹“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然而,历朝历代酷吏总是层出不穷,究其实质,皇帝任用官吏也是一种博弈——循吏也好,酷吏也罢,只是为其统治天下的工具而已。循吏治民固然很好,可是循吏们有个不太听话的毛病,甚至总在皇帝耳边唠叨劝谏,万一民望太高又惹皇帝猜疑;酷吏则大多对皇帝恭敬顺从,执行力又强,对地方豪绅或恶势力的铲除更是得心应手,在某些特殊环境中还真比循吏“管用”。不过有的时候,酷吏也会成为危险的“工具”,使用不当,反伤自身。当骄横而又奢靡的汉武帝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和私欲,开启了重用酷吏的先例,使得官吏们群起效仿时,残酷成风,终至百姓罹患。古代循吏和酷吏的产生及其对吏治的影响,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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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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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笞: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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