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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文学的个人化和学术的群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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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本组《屈原贾生列传》和《儒林列传》两篇传记，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屈原贾生列传》所展示的是政治家如何变为文学家、文人，《儒林列传》所展示的则是经学家、儒生如何走上政治仕途乃至于成为政治家。屈原是具有美政理想的政治家，为了楚国的强大，提出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政治主张，并与保守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乃至于以身殉国。屈原身上，体现的是先秦士人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精神。但残酷的现实最终把他逼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代表作《离骚》以上天入地的幻想方式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炽热的爱国热情。他的创作是个人心灵的真实体现，实现了文学创作由集体化到个人化的转变，这是战国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儒林列传》通过儒生的个人命运，展示了经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展示了汉代士人的人格和精神的变化；同时说明，社会政治需要学术，也可以引导学术；学术需要认同和顺从政治，而且是集体性的认同和顺从。以经学为代表的学术在汉代逐渐正统化，并且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深远影响。从史书体例来说，《屈原贾生列传》是单个人的独立传记，《儒林列传》则是一类人的集体传记。两篇传记着眼点虽然不同，但所反映的都是士人在政治压力下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时代变化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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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屈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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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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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1]，明于治乱，娴[2]于辞令。入[3]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4]则接遇宾客，应对[5]诸侯。王甚任[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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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7]其能。怀王使屈原造[8]为宪令，屈平属[9]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10]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11]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12]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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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疾[13]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14]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15]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16]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17]其君，谗人间[18]之，可谓穷矣。信而见[19]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20]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21]。其文约[22]，其辞微[23]，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24]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25]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26]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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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既绌[27]，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28]亲，惠王患[29]之，乃令张仪详[30]去秦，厚币委质[31]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32]秦受地。张仪诈[33]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34]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35]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36]怒不救楚，楚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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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37]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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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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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秦昭王与楚婚[38]，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39]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40]走赵，赵不内[41]。复之[42]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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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43]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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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既嫉[44]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45]之，一篇之中三[46]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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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47]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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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至于江滨，被[48]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49]。”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50]其糟而啜[51]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52]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53]，受物之汶汶[54]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乃作《怀沙》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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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怀[55]石遂自沈汨罗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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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56]；然皆祖[57]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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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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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屈原是颇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才能的人物，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无意于作诗人，但政治上的节节受挫使他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成为中国文学个人化进程开端的代表性人物。造就其文学成就的原因很多，从个人身份来说，屈原是楚国丹阳人，与楚王共祖。生为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秉承先祖屈瑕、屈完、屈建、屈罢等创造的家族文化传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而且对本国的历史传统有深刻的了解，这就为他进行文化创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险恶，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的个性和高洁的人格，使他与现实产生巨大的矛盾反差，终不为现实所容纳，成为逐客，命运大起大落。长年的流放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创伤，他忧郁彷徨，精神动荡。生命注定让他体验人所难当的百般况味，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虽身处逆境，仍不忘自己的祖国，坚持在逆境中艰难奋斗，与邪恶势力进行直面碰撞，至死不悔。政治的失意导致孤独深入骨髓。这种孤独杂糅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等各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于是，他把这种情绪转向了诗歌，以发泄他的不平之气。《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说明作者当时创作的心理状态主要是“愤”。“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结，同时也显示了穷而益坚、任情独立的意志，同时还强调了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通过对屈原作品的具体解读，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种“怨”，不仅是作家自身命运之“穷”而产生的愁苦怨恨，更多的是“正道直行”受到打击后，不得不“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一由“穷”到“怨”的转变过程，正是屈原由政治不幸转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由现实遭遇转入心灵抒发的过程，同时也是古代杰出作家创作的共同心理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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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成屈原文学成就的主要基因还有楚国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楚国文化中巫的色彩非常浓厚。屈原的作品将日月山川、风云雷电、虬龙鸾凤、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融于一体，想象奇特，场面壮观，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正是楚国文化熏陶的结果，《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屈原的政治失意在楚国文化氛围的浸润下，既找不到化解的有效办法，又不愿寻找新的去国就乡之路，满腹才华和丰郁的情思自然在楚地名物的激荡下喷涌而出。楚国固有的民间文学（如《沧浪歌》）、地方音乐（如《阳春》、《白雪》）以及独特的方言，都给屈原楚辞的创造，尤其是形式上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并且孕育了楚辞特有的情调。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还有，春秋以来，楚国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南北文化的融合对楚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通过《离骚》中北方历史文化系统中的尧、舜、禹、周文王、齐桓公、桀、纣等历史人物，不难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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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焕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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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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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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