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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名与命、才与运：智者的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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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纪传体史书通常以记述人物生平的正文为主，史家的评论为辅，然而《伯夷列传》是特别的一篇。虽说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但同其他的本纪、世家、列传的撰写手法不同，太史公的评论远多于叙事。与其说这是篇传纪，不如说是借历史提出自己的困惑，其中一个疑问就是关于“名”。有的人幸运，可以在生命终结后被懂得欣赏的人推崇，昭著历史；有的人却不那么幸运，他们本该被传颂，却最终还是埋没在了历史长河中。那么什么人应该被传颂，又如何声名远播，从而留下历史的印迹？这是史学家选择的职责，也是《伯夷列传》试图探讨的问题。可见作为列传之首，《伯夷列传》颇有高屋建瓴之深意，司马迁正是用他的标准选择了三十篇列传的传主。不过，“名”既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又有令人苦恼的一面，而在古代往往又和“命”有所牵连，选录的《扁鹊仓公列传》则又牵扯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对于那些无心于“名”，却在生前就被名声推到世人眼前的人，他们成名后面临的困扰，成了出“名”的代价。人类的思想是相通的，希望通过解读历史人物关于“名”和“命”的取舍来展现他们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而反观各人不同的抉择及其最终的命运，其间不无发人深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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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伯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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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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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1]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2]荐，乃试之于位，典[3]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4]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5]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6]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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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7]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8]诗可异[9]焉。其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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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10]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11]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12]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13]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14]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15]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16]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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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天道无亲[17]，常与[18]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19]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20]，糟糠不厌，而卒蚤[21]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22]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23]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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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24]。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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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疾[25]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26]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27]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28]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29]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30]舍[31]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32]能施[33]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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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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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打算传位给叔齐作为下一任的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想让位给伯夷，伯夷不肯接受，而叔齐也不愿继承君位，于是两人先后都逃到周国。原本是因仰慕西伯昌敬养老人的好品德而去投奔的，然而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离世。其子周武王非但没有下葬父亲，而且正要率大军讨伐纣王。二人觉得这种行为有违仁义，所以叩马谏阻，未果。待武王灭商后，他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宁愿隐居山野，靠采摘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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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和叔齐选择用生命来成全自己心中所坚持的气节仁义，不管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是否被后人认同，但无疑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殉道精神。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整个社会风气都混乱污浊的时代，品行高洁的人是多么的可贵。所以，像孔子这样的大圣贤会对伯夷、叔齐赞许有加，一是因为惺惺相惜，二是因为孔子同样也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需要通过列举高风亮节之士的事迹，来树立一些榜样，供世人学习效仿，从而重塑良好的道德风气。《易经》上说，“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的事迹因为有了孔子的称颂而被大家知晓，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品行才更加显著。而同样是不肯接受君位而逃走隐居的许由、务光，他们的德行是太史公所见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所以知名度就远远不如前者，这似乎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岩居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如此。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砺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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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也在为那些没有被记载之能人而感到惋惜，因为虽然挖掘历史中有意义的事或人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但这必定需要靠文献史料作为依据，也就是所谓的有迹可循。而那些能被记载或口口相传的人，必定在被记载前就有名。影响重大的、认可度高的就会被重复记载，比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可以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这类事件由于名声大，所以考察认证会比较方便可行。而那些鲜为人知、缺乏记载，却又应该被知晓的人物，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被隔代的人挖掘。或许是为了减少和避免人类历史的这种遗憾，太史公所撰述的各家列传，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挖掘记载的应该流芳百世的人，使更多的人知晓他们的事迹，把这些人的可贵精神通过书面的形式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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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起靠无形的精神品质闻名的君子，拥有一技之长的人似乎更容易在生前出名，不过由于这种名气的影响力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地域性，所以也就更需要被史学家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这类在某方面非常杰出的“草根名人”在列传中不乏其数，有威震八方的军事奇才，有纵横天下的奇能异士，也有受人爱戴的医者。无论是他们想或是不想，名声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人一传十、十传百。有些人甚至因为怕麻烦，而不想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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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名望对于一个真正能名垂青史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对于史学家而言是一份责任，对后人来说是人类历史留下的宝贵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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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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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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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咸：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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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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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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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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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序列：依次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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