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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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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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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候[1]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2]。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3]饮食，发[4]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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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魏鲜集[5]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6]，小雨，趣[7]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8]，课[9]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10]，疾胜徐[11]。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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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12]。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13]。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14]雪若寒，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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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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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正月旦比[15]数[16]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17]正月。月所离[18]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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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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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19]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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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短极，县[20]土炭，炭动，鹿解[21]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22]晷景。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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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23]尝不历[24]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25]而明[26]之，内[27]冠带，外[28]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29]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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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厉以往，尚[30]矣。所见天变，皆国殊[31]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32]异而说不书[33]。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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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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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35]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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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36]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37]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38]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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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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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39]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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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变修德，月变省[40]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41]诈者亡。太上[42]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43]无之。夫常星之变希[44]见，而三光之占亟[45]用。日月晕适[46]，云风，此天之客[47]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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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48]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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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49]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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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史记》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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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必定与人世间有所联系。中国古代所谓“天”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还包含着一些难以言说的超自然力量。例如，“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先秦典籍即蕴含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孔子作《春秋》，其中就有大量关于气候灾异的记载。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世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不仅主宰着国家和王朝命运，并且赐予人类以吉凶祸福，指导着民众仁义礼智的本性，因此“天”又是人们应当敬畏、侍奉的对象。“天人合一”，就是以“自然、超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思考整个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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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天官书》中，整个宇宙与人世间是相互对应的，“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总之，天有什么，人也有对应的什么，人世间的一切都能与宇宙产生感应，人类的精神更是与自然互为一体。而在中国古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君主在人世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当最高统治者，又是由上天决定的，即所谓“君权神授”。君主根据上天的意志统治天下，即为“天子”。这个上天又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具有人的形象，而是茫茫的天穹。《论语》有云：“天何言哉？”既然不具人形的“天”不能说话，那么它就可以任由人们去猜测、去想象、去塑造。于是，一些思想家力图证明自己体会到了上天的意图，以“天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例如，孔子认为君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人世间的灾异就是由君主失德而引发的。“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国君必须“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上博简《鲁邦大旱》）。“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就是司马迁同时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因此，人的道德行为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与天相互感应，“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而“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作为“德侔天地”的皇帝若是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谴责。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是有人格神的皇天上帝，也是自然与道德的客观存在。董仲舒论证“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大一统的世界，而“天人感应”学说，既为君主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也限制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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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壮游回京，受学于董仲舒，同时担任其父太史令司马谈的修史助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影响，并以批判的精神对其学说作了改造。在远古时代，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皇帝施政要遵从天意，必须通过史官来询问上天。因职责所在，“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也是一位通晓天象运行规律的天文学家，太初元年（前104年）曾与唐都等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况且，史官通过掌管文书、熟悉典故，已成为施政者的咨询对象，并负责把人神沟通的讯息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司马迁的眼中，史官不仅是为时代修史，更是在为宇宙修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综述事物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更应该是一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脉络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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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古人无法解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因此早期的天文学与星相占卜术是密不可分的。秦汉之际，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史记·天官书》中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天人合一”思想若是剥去迷信的外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则是关于人与宇宙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精神理性和自然世界的统一问题。西方文化强调人类要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不能超越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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