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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四世三公——无形的道德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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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自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家思想以官方正统的面目广为传播。光武中兴之后，也一直延续着尊奉儒学的政策，儒学已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真正成为一种为各阶层所信奉的思想。而经学世家在政坛上之崛起，堪称东汉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大事件，对后世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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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书籍数量稀少，知识传播缓慢，建立在父子相承基础上的经学世家适应了时代之形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些经学世家中，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均为翘楚，他们封侯拜相，累世公卿，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成为士林清流的领袖。然而，如果认为他们不过是凭借垄断了知识以此来把持朝政结党营私之徒，那么不仅仅是低看了他们的道德水准，也将难以看清当时历史之真相。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即以袁氏和杨氏为例，称“东汉士大夫以仁孝道德（性）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国用兵之术（才）为末，为用。总而言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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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东汉时代之历史，外戚专权与宦官乱政循环出现，而外戚与宦官中多跋扈无能之人，他们贪污成风横行不法，给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儒生们，不能不对此种状况提出抗争，力图澄清天下。这些德行修明名重一方的名士们，其累代相传的不仅仅是富贵功名，更是与外戚之横行、宦官之专权不屈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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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袁安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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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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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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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1]有威，见[2]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3]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除[4]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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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5]。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6]，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7]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8]狱，理其无明验者，条[9]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10]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岁余，征为河南尹。政号[11]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12]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迁太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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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猒[13]，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14]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15]，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16]。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誾誾衎衎，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17]从安议。明年，代第五伦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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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18]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19]。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20]自引止。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卫尉笃、执金吾景各专威权，公[21]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景又擅[22]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23]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24]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25]，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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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窦宪复出屯武威。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扞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26]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同安议。事奏，未以时定。安惧宪计遂[27]行，乃独上封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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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28]。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宪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后遂反叛，卒和[29]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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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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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30]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不侯，而邴昌绍[31]国，虽有不类，未可致诘，其大致归然矣。袁公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32]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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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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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袁安出身经学世家，少承其家学，举孝廉，历任阴平长、任城令，深得吏人敬畏。明帝时，任楚郡太守，审理楚王谋逆事件，断案公正，清查冤狱。后为河南尹，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专权横行不法，袁安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多次直言上书，纠察不法，为窦氏所忌恨，但袁安行洁名高，窦氏也不敢加害。袁安死后，其子孙历任台阁，号称“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汝南袁氏由此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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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学问渊博，通达经书，据《后汉书·袁安列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而从此，“袁安高卧”也成为我国著名的成语典故，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东晋陶渊明即赞叹道：“袁安困积雪，貌然不可干。”（《咏贫士七首》之五）在仕宦生涯中，袁安方正刚直，不畏权势，公私分明，仁爱宽厚。这些品格既体现在他担任县功曹期间，拒绝执行公务时为从事携带私信，也表现在他担任楚郡太守审理楚王谋逆案件时，不畏帝王之怒气，断案公正，使无冤枉，令四百余家无辜之人免于牵连。而且，他在出任河南尹这一要职时，政令严明，未曾以臧罪鞠人，众人无不感激自励，教化一方，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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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两汉王朝，皇帝母族拥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太后临朝，外戚专政之现象亦屡有发生。持平而论，外戚之中，也有如卫青、霍去病一般安邦定国、功业绝伦之士，不可以一笔抹杀。但对于汉代政治而言，外戚得势之后，往往容易专横而骄、公器私用，给日常政治运转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威胁皇权的稳定。袁安仕宦，正逢和帝年少，外戚窦氏掌权之时。面对专横跋扈权势滔天的窦氏家族，当时的三公九卿、郡县长官，即使非趋炎附势，也往往明哲保身。而历任司空、司徒，执朝廷宰辅重任的袁安，不畏权势，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上述陈事无所规避。袁安不仅抨击窦宪欲北击匈奴是其徼功万里之计，更廷争窦固欲立北匈奴单于以自夸功业的不智之举；而对于窦氏家族子弟的种种不法之举，袁安也屡屡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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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袁安之品行言谈无一不显露出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自孔孟以来，儒家形成了一套以礼乐仁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两汉经学之兴盛，使得读经成为一般的读书人的必须，更遑论像袁安这样自幼家学渊源的经学世家子弟。往昔被讥讽为迂远之学的思想，不能不发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故而儒学之君君臣臣、道德仁爱的观念，深深浸透在这些儒生的心中，甚至浸入社会风俗舆论的深处。虽然学而能行者总是少数，但总会有这么一些人，真诚地相信这套学说，并持守不疑，袁安正是其中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代表人物。所以当面对治下百姓时，袁安有仁爱之心，是厚德君子；在面对跋扈外戚时，袁安能廷争力折，刚强无私。儒家讲究道统之担当，既制衡皇权，也辅佐皇权，帝王暗弱大臣专权，乃是儒家经典屡屡强调的政治混乱的表征，面对此种局面，袁安挺身而出，匡扶皇权，正是本着心中的经学大义。袁安的这种行为，不仅获得了儒生士子们的推崇拥护，而且也得到深受儒学影响的社会舆论的赞誉。在汉代社会，风俗评议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袁安才能免受窦氏家族的迫害。从儒家道义的角度看，袁安的行为可说是遗留给了后世子孙一笔极为贵重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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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统计，“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亦为司空，历太尉，封安国亭侯。汤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官至太傅。故臧洪谓‘袁氏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廿二史札记·四世三公》）汝南袁氏由此成为东汉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黄巾之乱后，争雄于天下的袁绍、袁术也出自此家族。追究袁氏家族崛起之原因，固然与东汉儒学兴盛，经学世家形成之机缘不可分离，但更重要的在于，袁安本人严正刚直、博学仁厚的风范，为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更为自己的家族获取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故而既留清名于青史，又家世绵延公卿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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