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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郑玄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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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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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1]诣学官，不乐[2]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3]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4]涿郡卢植，事[5]扶风马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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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6]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7]从质[8]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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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9]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10]《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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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11]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12]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13]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14]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15]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16]，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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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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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17]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18]，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19]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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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20]，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21]，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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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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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22]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23]，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24]似己，名之曰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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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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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郑玄出生于世家，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落。不过郑玄从小就勤奋好学，确立了研究经学、钻研学问的志向。由于郑玄有着这样的才名，自小就被视为“神童”，受到乡里的推重，于是在成年后受到推荐，曾做过主管赋役的乡官。每当休假日，他都要跑去学官那里问学听课，而对于当基层的乡官不感兴趣。父亲郑谨几次三番因为他的不务正业而对他发脾气，但都不能削减他对学问的向往。最终郑玄得以前往洛阳太学接受正规教育并精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还研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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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大师辈出，著名的就有杜林、郑兴、郑众、许慎、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等，其中马融以学问精博著称于世。他所注释的群经包括《孝经》、《论语》、《诗》、《周易》、《三礼》、《尚书》等。不仅如此，他还曾想要注释《左氏春秋》，但见到贾逵、郑众的相关研究后，马融认为：“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后汉书·马融列传》）便放弃了注解《左氏春秋》的念头。马融的学问以古文经学为根本，不掺杂今文经学，壁垒森严，成为古文经学的一大重镇，而郑玄就曾跟从马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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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跟从马融学习，实际上郑玄并未有很多机会直接接受马融本人的指导。当时马融已经是大师级的学问家，弟子学生非常多，仅仅登堂入室的高徒就有五十多人。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多年未能得见马融一面，都是由马融的高徒指导郑玄学习。但郑玄并没有因此懈怠，反而勤加钻研，很快，马融门下便没有人能教得了他了。一天，马融召集学生讨论，郑玄趁机将积压的疑问一一向马融提出求教，问难完毕，郑玄便离开了。马融这才意识到，郑玄的学问非同一般，不得不感叹道：“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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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遍注群经，会通今古文学。如今尚完整保存下来的有《毛诗笺》、《仪礼注》、《礼记注》、《周礼注》四种，其余尚有如敦煌发现的《论语注》残卷，以及清代学者辑佚的部分残篇。其中的三礼注是郑玄学问的精华，历来受到各朝学者的重视，比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中的三礼注就是取的郑玄的研究成果。所谓的礼学研究，其实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加以探讨的学问。郑玄好礼并精通礼学，则从侧面说明了他对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关怀。郑玄学问的根底在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一些说法提出驳斥，如东汉时的今文经学大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针对其中自相矛盾之处提出异议。以至于何休自己也不得不感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但郑玄不像他的老师马融那样今古文之间判然两分，而是兼采今文家说，不求所谓一家之师法，而求其是，哪一家所说符合事实，就取哪一家的说法。这种不求权威与否，只求是不是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和后世众多学者的认同。尤其到了清代，一批学者追随郑玄的治学路向，唯求其是，巩固了学术求真的根本宗旨，以至于对现如今频频造假的学术界以及为政治服务不惜歪曲事实的做法，都依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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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成就的伟大，除了和他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以外，也和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经学发展到东汉郑玄的时代，今古文经学之间长期纷争不断。传统对于今古文之争的评价有：今古文之争多是利禄之争而非学术之争。这种说法如今看来值得商榷。一般来看，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或许利禄之争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而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更多的是学术层面上的争论。东汉时期学术界面临的困境是，位于官方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由于过度发展与谶纬迷信的影响，自相矛盾与空虚附会的弊病越来越突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官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党锢之祸更加深了这种信任危机。而此时，古文经学朴实而求真的特点，正是被一些学者视为补救官学弊病，维护国家思想稳定，使官学重新获得信任的关键。这些学者的代表就有贾逵、郑玄等。其中尤其是郑玄，完成了这个今古文经学合流的重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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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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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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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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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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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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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从师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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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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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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