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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蔡邕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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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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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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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1]。母卒,庐[2]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3]驯扰[4]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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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5]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6]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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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7]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8]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9]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10]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11]于宾客,诟[12]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13]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14]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15]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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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人有烧桐以爨[16]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17]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以乐召我而有杀心,可也?”遂反[18]。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19]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20],主人遽[21]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22]。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23]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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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24]曰:“我力能族[25]人,蔡邕遂偃[26]蹇[27]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28]祭酒,甚见[29]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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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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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30]事,邕亦每存匡[31]益。然卓多自佷用[32],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33]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34]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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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35],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36]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37],乞黥[38]首刖[39]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40]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41]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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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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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六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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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作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的蔡邕年少好学,性笃孝,博通经史,喜好辞章、数术、天文之学,对于书法、音乐也颇有研究。汉灵帝时他曾校书于东观,曾因弹劾宦官被流放朔方。献帝时董卓强迫他出仕为侍御史,官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董卓被诛后,蔡邕为王允抓捕,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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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是一位饱学之士,怀有经国救世之心,但一生未能受到重用,仕途蹭蹬,最终死于狱中。可以说,他有心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却没能如愿,反而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便是倡议校刻熹平石经一事。蔡邕认为,由于经典文字歧异错讹,贻误后学,于是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得批准后,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在石碑上。石经共有四十六块碑,每块碑高一丈多,宽四尺,排列在洛阳太学门外,四面设置栏障,上有瓦屋覆盖,以挡雨水。碑落成以后,前来观摩抄写的人络绎不绝,车马日均千余辆,堵塞了大街小巷,可见当时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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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刻成以后,主要用于纠正当时各家经书文字错讹的混乱现象。由于秦始皇焚书,两汉先秦古文经典的不断发现,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以及各家师法传授固守一家之言,缺乏交流,导致经文的文字容易发生歧互错讹的现象。这种现象对于文化的传播、教育的施行都带来了困难。作为统治集团的士大夫群体,自然会想方设法统一经书文字,以达到统一学说,统一思想,平息纷争的目的。这种做法也被后世所广泛接受与继承,如三国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唐代初年颜师古校订五经文字,唐文宗时郑覃校刻开成石经,以及后来的蜀石经、宋石经、清石经等等。这种历代对文化学术思想的不断统一,固然有其正面意义,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上的统一往往会破坏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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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因为经书解释的多样性,意味着政治思想与政治信仰的多样性。历来中国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思想文化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样一个课题,传统中国社会,很少有跳出这一框架的土壤。蔡邕身为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面临的是传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与如何巩固帝王统治、维持社会稳定的艰巨课题。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势力已经逐渐形成,蠢蠢欲动,而学术文化上也因为官学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不断受到来自民间学者与学说的挑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蔡邕所倡导的正定六经文字,不过是符合了当时统治者对于统一文化思想的需求,以及社会上对于权威的膜拜和利禄的追求。总体上看,对于中国文化与当时的社会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尽管熹平石经及洛阳太学很快就因董卓之乱毁于一旦,但对于保存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则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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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刻毕以后,竖立于太学门外。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国家经学教育便成为文化教育史上重要的一个方面。东汉光武帝自创业起,便十分注重经学教育,在洛阳设立太学对于当时的经学教育与对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蔡邕正定六经文字,无疑对太学的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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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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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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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旬:十天为一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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