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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东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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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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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1]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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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尧命羲仲宅[2]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3]。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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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4]，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乗，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5]，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6]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7]暴诸夏，侵灭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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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8]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9]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10]，于是濊、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11]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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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12]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13]皆土著，憙[14]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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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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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15]，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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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16]面文[17]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18]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19]之；并以丹朱坋[20]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21]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22]，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23]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24]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25]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26]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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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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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灵闲，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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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舩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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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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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在中国上古的“天下”概念中，是以五服制度来划分天子势力范围的。《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同时规定每一“服”的范围是五百里。这样，以王畿为中心的方圆二千五百里范围，就是中国天子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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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服制度，其他文献有着更加明晰的说法。《尚书·禹贡》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由此看来，各服有各服的职责。距离王畿最近的甸服负责农作物的供应；次近的侯服，一百里范围内是天子的采地，再往外推两百里是可以封给男爵的，三百里以外可以封给较低级的诸侯；而后的绥服，由内往外三百里可以传播文化，剩下两百里教他们只管打仗；再往后五百里的要服，就出现了“夷”这个字，从语言形态来说从此以往便已属于化外之地，此处文教不畅；最外围的荒服，则是野蛮人和流刑犯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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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五服的概念存在着“夷”的内涵，也就是说“夷”仍旧被看作处于中国天子的势力范围之内。第二，“夷”的位置处于第三服和第五服之间，然而仍旧比较靠近第三服。接下来从字义上来解释“夷”的确切含义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可以演化出动词和名词各一。作为动词，表示大弓射出的箭平而直；作为名词，表示使用大弓的人。《说文》记载：“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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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百里夷”，即取动词之意，以保持和平。古字常一字多义，从这则语料中亦可判断古时夷人对中国天子的态度大体是恭顺臣服的。当地人民“天性柔顺，易以道御”，“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当然，一旦中国天子无道，夷人也是会奋起反抗的，中国与四夷密切相关的特点还可以从“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说法中得到一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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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夷”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汉朝，“四夷”已经成了四方民族的总称，分别是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过去泾渭分明的理论划分形态渐渐模糊，“夷”字所指代的意义和范围获得了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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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建成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后，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得到了确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现实。但很快地，中国天子就发现远在自己直辖管理范围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并非由他本人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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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夷”问题的探讨并非无关紧要，这涉及天子以及天下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只有建立起四方国家对中国天子的臣服关系，才能给予这一问题以较为合理的解决。在历史的发展中，来自东南西北的松散小国看到了统一而强大的中国，纷纷派出使者以表达对中国天子的恭顺之意，表示愿意和中国天子建立主臣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中国皇帝类似于夏商时期的“天下共主”了，虽然“天下共主”不会直接干预附属国的内政事务，但可以通过扩大影响力这一途径来对国际局势进行掌控和协调。周边国家政权的更替若影响到了中国的利益，中原王朝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也会毫不犹豫地对失控的局势进行干涉，直至将事态控制在中原王朝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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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尤以东方的夷人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最好。究其原因，范晔认为由于从前箕子抛弃了业已衰败的殷商天命，到朝鲜避难，朝鲜原初的习俗中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道义法条，到箕子实行八条禁令以后，使人们知道法禁，终于使他们的城邑没有奸淫和偷盗，夜不闭户，改变了愚昧浅薄的习俗，施行宽大简略的法律，度过了千百年，所以东夷盛行温和谨慎的风气，和另外三方的夷人不同。这是范晔的历史认识，可资我们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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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属于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习俗被糅杂进东夷的文化体系之中，使他们与华夏民族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两者能够保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此时的中原王朝，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文化圈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在此后两千年的岁月中，中华文化圈的主流价值形态及其影响力在东方可谓是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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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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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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