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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特立独行者心性和智术的历史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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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自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撰述《史记》以来，纪传体的历史书写模式便被奉为中国正史编撰体例的圭臬。司马迁以卓荦的史才，通过类传的形式，建构出西汉时期及此前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等社会纵深面的广阔图景，书写人物的范畴并不囿于帝王将相。这种著史的思维模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班固和范晔的历史书写。基于对东汉社会的洞察和剖析，范晔写作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为历朝历代的正史书写所效法。“独行”之意，范晔称其人“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这一群体的出现与两汉之间社会动乱纷扰的关系至为密切，退避世事者可与逸民之隐遁行为等量齐观，积极从政者可与党锢群体的公忠体国相对照。“方术”这一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延续自有其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古时期的巫文化是其渊源。汉武帝“颇好方术”，王莽与光武帝以谶纬之学作为国家建立的神学意识形态为其近因，通过对于方术范畴的研究，能够洞察东汉王朝的社会思潮，包括获得对于迷信问题认识论意义的理解。“逸民”所代表的隐逸文化是中国恒久的一个母题，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契合且平衡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在道德素养的锤炼和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对此三传进行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游离于东汉王朝官方价值观念之外的社会面貌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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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独行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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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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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1]分流，为否异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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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2]也。或志刚金石，而克[3]捍[4]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5]。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6]义陵[7]险，死生等[8]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9]者。而情[10]迹殊杂，难为条[11]品[12]；片辞特趣[13]，不足区别。措[14]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15]，故总为《独行篇》焉。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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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16]。习《鲁诗》，师博士许晃。元始中，举明经，除[17]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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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18]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19]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20]召之，业乃载病诣门。咸怒，出教[21]曰：“贤者不避害，譬犹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欲杀之。客有说咸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逝[22]。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咸乃出之，因举方正。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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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23]之，欲以为博士，业固疾不起。数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24]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朝廷贪慕名德，旷[25]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数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26]，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见业辞志不屈，复曰：“宜呼室家[27]计[28]之。”业曰：“丈夫断[29]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闻业死，大惊，又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翚逃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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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30]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31]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32]邪？”对曰：“巨卿信[33]士，必不乖[34]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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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仕为郡功曹。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35]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36]？”式怳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37]，将窆[38]，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39]邪？”遂停柩移时[40]，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41]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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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后，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42]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43]，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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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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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随着东汉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庙堂之上官僚体系迥异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志行高洁，有人面对着割据势力的强权压迫而不为所动，有人在细小之事上为了保有信用而坚忍不拔，也有人为了友谊之道与朋友死生契阔，不改初衷，这一群体行事的作风足以引人思考。范晔深感人物事迹的驳杂，难以剖判归纳，故而以“独行”作为统摄全篇的中心。这里需要指出，“独行”之名并非范晔首创，汉武帝在元狩五年六月发布的诏书中就提出了“举独行之君子”（《汉书·武帝纪》）这一行政命令。东汉建国后，将这一选举人才的标准进一步规范化，“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后汉书·左周黄列传》）。由此可见，“独行”这一选拔人才的标准在有汉一代是不断发展巩固的，范晔以时间为经，缀合二十四人的事迹，实是对于东汉社会独行传统的一次总结性概括。通过此篇，我们可以一窥自光武讫于汉末这个较长时间段内独行人士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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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字巨游，其身处的时代恰恰处于社会剧烈动荡的王莽代汉时期；居住于广汉梓潼的客观现实，又必然要导致李业与承王莽之乱而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之间发生矛盾。李业处于新莽政权和公孙述割据政权的大环境之下，坚守正统的观念，将汉王朝视作正朔之所在，屡次拒绝王莽与其后公孙述的征召。先是王莽称“假皇帝”，令民臣称其为“摄皇帝”（《汉书·王莽传》），传达出包蕴着浓重代汉野心的政治信号。李业在王莽居摄期间，托病辞官，坚决不应州郡官员的征辟之命，太守刘咸将李业关押在狱中，欲图以死为威胁逼迫他就范，经人劝止最终放弃了这一图谋，李业在震惊和威胁中勉强接受了刘咸举其为方正的行政任命。王莽政权在起义军的打击之下逐渐垮台，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直接造成了军阀分裂割据的政治情况之出现。公孙述趁中原王朝扰攘之际，以成都为国都，占据蜀地，他素闻李业高名，下令征召其为博士，这一充满政治意味的举措自然遭到了李业的严词拒绝。公孙述不会因遭到拒绝而甘心放过李业，遂派遣大鸿胪尹融携带毒酒以要挟李业就范，如果李业不接受任命，则令其饮毒自尽。在如此巨大的命运抉择中，李业饮下毒酒，以一死来表明对于公孙述僭越行为的蔑视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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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李业以一死的气节来凸显独行之士的崇高道德追求，范式在历史的叙述中则表现出东汉时期友朋间生死契阔的真挚感人。范式字巨卿，年轻时于太学学习，与张劭结为好友。离别之时，范式提出了两年后将拜访张劭及其母的承诺，并约定了具体的时间。两年后，张劭请求其母准备饭菜以招待范式，其母不以为然，认为分别两年和相隔千里这两个因素必然会导致范式的爽约，张劭却坚定地等待范式的到来。范式果然如期到达，二人尽欢而别。其后张劭病重，当着诸多好友的面，提出范式乃其“死友”的观点。范式也在梦中得知了张劭将死的噩耗，立即向太守请假，前往奔丧。范式的到来和执绋使得原本无法推动的灵柩得以前行并落葬。《后汉书》记载颇多怪诞之事，自不可全然信之，然而范晔所着力刻画的范张之间的友情却足以使人动容。二者友情的故事在后代民间故事中不断发展，元代剧作家宫天挺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以及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一篇皆为其故事的演变与扩充，可以进一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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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饱蘸着激赏的笔墨，全方位地刻画出了东汉一朝独行之士的行事和由之而体现出的高尚情操，这种精神在国家分裂之际表现为宁死不与僭越政权进行合作的决绝。在承平之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友情的笃重，深厚情谊的践行当是后人努力效法的行为准则。“独行”之称由于人物行为的大异其趣而难以归纳，范晔则以“操行俱绝”作为评判的标准，将独行之士的品行加以精心描绘，由此构成了东汉一朝独行之士的人物群像。二十四位人物的品格、气节与操守虽然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评判标准，然而对于我们今人而言，仍有一定的教育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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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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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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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众：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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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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