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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逸民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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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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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1]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絜[2]。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3]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4]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5]，或疵物以激[6]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7]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8]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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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9]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10]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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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侯霸与光素旧[11]，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12]。愿因[13]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14]。”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15]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16]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17]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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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18]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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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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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19]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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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20]，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宛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21]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22]。”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23]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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埶家慕其高节，多欲女[24]之，鸿并绝[25]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26]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27]入门。七日而鸿不答[28]。妻乃跪床下请曰：“窃[29]闻夫子高义，简斥数[30]妇，妾亦偃蹇[31]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32]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33]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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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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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34]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35]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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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36]舂。每归，妻为具[37]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38]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39]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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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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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隐逸文化作为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精神大异其趣的文化形态，从来就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司马迁撰述《史记》，其中《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篇，即为孤竹君之子伯夷和叔齐的合传，两人因劝谏武王伐纣不成，遂隐居于首阳山中，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太史公笔下的伯夷、叔齐以宁愿一死的抗争意识展现了隐居之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以及不与现世政权合作的决绝姿态。西汉末年汉室衰弱，王莽代汉的政治举动遭遇到了经受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制约的士大夫集团的联合抵抗，以至于大批士人毁坏朝服冠冕，相携远离王莽政权，故而隐逸者不可胜数。王莽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失败而告终，苦心维持十六年的新莽政权在绿林军的沉重打击下覆灭。经过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政权在理论形态上属于西汉王朝合法权力的继承者，然而仍有大批隐逸者拒绝光武帝的征辟。所谓“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随着东汉王朝日渐腐朽，游离于皇权意识形态之外的隐逸人士更趋于耿介，乃至到了以与卿相同列为耻的地步，范晔遂绍续孔子“作者七人”之叹，以东汉一朝的隐逸人士为群体，以时间为经，贯穿并展现了这一群体在东汉王朝演进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姿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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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即位后，不遗余力地以极大的尊崇延请隐逸人士的襄助，然而“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这一与皇权拥有紧密联系的群体对于最高统治者礼遇的拒绝行为充分表明了逸民群体内心真实的抉择。严光字子陵，年轻时与刘秀共同游学，逮及光武即位，凭着老同学的关系，高官厚禄断不足忧，然而严光在唾手可得的富贵利禄前选择了隐姓埋名地生活。其后齐国官员发现并汇报了严光的踪迹，光武帝遂以安车玄纁征辟之，严光多次婉拒后还是被迫就范。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严光与刘秀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严光在皇帝亲自来拜会时仍卧于床上，光武帝以极大的耐心抚摸严光的腹部，请求他能够辅佐自己，严光却不答应，过了许久才表明自己拥有“巢父洗耳”之志，巢父之典是指：帝尧表示禅位于许由之意，岂料许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泠之水洗其耳”（嵇康《高士传》），巢父以为其水污浊，不让牛在下游饮之。严光用此典委婉表明了拒绝光武帝征辟的信念，刘秀遂叹息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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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在逸民群体中是后世较为人熟知的一位人物，他曾受业于太学，博览群书而不守章句之学，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汉代经学衰微的状况以及梁鸿本人敢于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思想性格。梁鸿在与孟氏之女成婚后遂决意与之隐居于深山之中。两人共入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咏诗书，完全过上了理想中的隐逸生活。其后梁鸿夫妇东向出关，经过京师而居住于齐鲁之间，一段时间之后又移居吴地并依附于大家皋伯通。梁鸿夫妇相敬如宾，妻子每每准备食物皆不敢仰视之，惟举案齐眉，后世遂以此成语形容夫妻之间关系融洽和睦。梁鸿作为一名隐逸人士，没有严光那样煊赫的地位，然而这恰恰构成其独立精神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种标志。梁鸿死后，在皋伯通的帮助下，被安葬在春秋时期吴国刺客要离的墓旁，社会的舆论也一致认为梁鸿的清高确实当得起要离的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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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光和梁鸿只是东汉逸民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两位。宏观地看，隐逸文化的内核，实际上代表了道德素养高尚的士人群体抑或是民间人士不为外界名利所困的崇高理念和精神价值的普遍追求。这种文化的因子在中国漫漫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酵，当儒释道三教发生合流并进而成为中国士大夫集团所固有的价值理念之后，隐逸文化便向着更加潇洒飘逸的方向发展。北宋时期的苏轼仕途坎坷偃蹇，在被贬黄州期间仍能吟诵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许旷达的词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隐逸文化与出仕精神的缀合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儒家信念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注入了几许飘逸与柔情，隐逸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逸民群体拥有的崇高信念如日中之光，照耀并泽被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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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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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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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则：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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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絜：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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