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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法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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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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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字孝直，扶风郿人也。祖父真，有清节高名。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1]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2]，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3]，忖[4]璋不足与有为，常窃[5]叹息。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6]。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7]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8]益州之殷富，冯[9]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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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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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将[10]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11]靖不用也。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12]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13]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14]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15]，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16]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17]心常凛[18]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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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19]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20]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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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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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三国志》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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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法正字孝直，本人并不是蜀地的土著。由于建安年间适值天下饥荒，法正与孟达一起进入蜀地投奔刘璋，这才成为刘璋的僚属，然而时间既久也仅担任新都令和军议校尉这样低微而不能影响实际政治决策的官职。刘璋本就“才非人雄”，占据蜀地，偏安一隅，在曹操席卷中原的战争中只知观望，与刘表“坐谈客”的表现毫无二致。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地士大夫对于刘璋政权的离心力也在其间渐渐产生。直到曹操将政治与军事意图转移到汉中张鲁后，刘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汉中如蜀地之咽喉，汉中被夺，蜀地不保。在张松的建议下刘璋派遣法正与刘备结盟，希望借助刘备的力量攻击张鲁，以达到阻遏曹操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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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作为以刘备攻张鲁的建言者，早就与刘备达成私下的密约，其目的就在于以刘备取代刘璋而成为蜀地政权的割据者，以期与曹操争雄天下。故而法正见到刘备后就阐明了以张松为内应，一举推翻刘璋政权的政治图谋，核心就在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这是汉末季世到三国纷争这一历史阶段谋臣集团建功立业心态的一种表现。在刘备军围雒城后，法正写了一封长信给刘璋，信中称刘璋为“明将军”，指出“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陈之卒，破军之将”，是不能与刘备的军队相抗衡的，潜台词即希望刘璋能够投降，这为刘备最终获得成都乃至整个川蜀之地奠定了心理攻势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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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占据成都后，“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法正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实际参与政治决策。在刘备后期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胜仗就是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役，这一战役斩杀曹操大将夏侯渊，彻底打牢了蜀汉政权的根基，刘备也终于摆脱了身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而整个战役的发动，僵持和获胜都与法正的决策伴随始终。法正首先指出曹操不攻取巴蜀是由于东汉朝廷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在起作用，其次提出刘备战胜夏侯渊和张郃的可行性，进而从宏观的政治意图上阐述了“蚕食雍、凉”的战略方针，这无疑是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阐发的“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一战略的绝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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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人品中的“无行”是颇受时人诟病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联想到曹操的求才令中“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宣言，可见在三国这个崇尚功利性的社会环境中，两汉以来“孝廉”、“贤良方正”等注重人物品行的评价体系迅速瓦解，儒家“比德”的传统观念渐趋淡薄。陈寿立体地展现了集中在法正身上的深层谋略与人物品质之间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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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平生的最后一场战役——夷陵之战，以陆逊火烧连营而大败作为结局，不仅动摇了蜀吴之间的政治联盟，最致命的打击是使得蜀汉国力大损，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独支危局，直到赍志以殁。法正早已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去世，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战败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由此可见，法正作为刘备谋臣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连诸葛亮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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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法正的生平，前期因为投奔刘璋而郁郁不得志，后期由于襄助刘备而展现出霸王大略和深谋远虑。无论是审时度势劝说刘璋委城而降，还是辅助刘备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都充分凸显了其在战术和战略两方面的游刃有余。更重要的原因是法正能够看透人心，明确指出刘璋不可能接受郑度建言的对于刘备采取“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的战略方针，以此为基础，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抉择，可以称得上是算无遗策。只是在人品上有所欠缺，没有容人之量，对于未受重用时与他人发生的矛盾不能有效疏导，在汉末经学和儒家道德式微的大背景下，是有其内在因素的。我们应当秉持着宽容的态度，善于反思，以法正这一历史人物为鉴，把德才兼备作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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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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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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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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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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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忖：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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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窃：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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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缘：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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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阴：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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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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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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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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