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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董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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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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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也。举孝廉，除瘿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绍逆公孙瓒于界桥，巨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1]，以瓒兵强，皆欲属[2]瓒。绍闻之，使昭领巨鹿。问：“御以何术？”对曰：“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欲诱致其心，唱[3]与同议，及得其情，乃当权[4]以制之耳。计在临时，未可得言。”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至郡，伪作绍檄告郡云：“得贼罗候安平张吉辞，当攻巨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5]。”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6]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7]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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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8]，新[9]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10]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又闻书命申束，足以见信。宜时遣使厚遗[11]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诣奉。徙大驾至许。奉由是失望，与韩暹等到定陵钞暴[12]。太祖不应，密往攻其梁营，降诛即定。奉、暹失众，东降袁术。三年，昭迁河南尹。时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城守待绍救。太祖令昭单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以昭为冀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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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昭建议：“宜修[13]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14]，今民难化[15]，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16]建立，以自藩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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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太祖诘群臣，群臣咸言宜当密之。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17]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18]。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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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19]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20]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21]，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22]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23]邪，但求人道不勤，罗[24]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25]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26]，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27]也。”帝于是发切[28]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昭年八十一薨，谥曰定侯。子胄嗣。胄历位郡守、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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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三国志》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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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董昭作为曹操麾下重要的谋士，同荀彧、郭嘉诸人一样，本来是效力于袁绍帐下的。董昭在执掌巨鹿郡时随机应变，以袁绍的名义发布檄文，一举消灭了惊动吏民的孙伉集团，迁至魏郡太守。由于董昭之弟董访仕于张邈麾下，而张邈与袁绍有矛盾，董昭受人谗言，失去了袁绍的信任，于是离开袁绍，去拜见汉献帝，在河内郡被张杨所留。这时汉献帝为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所掌控，同时曹操欲图联络天子作为自己政治底牌的图谋正在逐渐形成，为此他希望借道张杨的领地，与长安的汉献帝保持联络。董昭敏锐地感受到曹操所具备的政治眼光，劝谏本想拒绝曹操的张杨，“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董昭甚至还预言了袁曹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可谓是算无遗策。从细节的操作而言，曹操之所以能够“挟天子而令诸侯”，董昭在这一政治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其后，董昭由河内郡前往安邑，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的属官，官拜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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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似乎早就看透曹操乃命世之主，利用其在中央政府的优势，全力促成曹操迎奉天子都许的政治图谋。董昭清醒地认识到李、郭之乱后在中央政府掌权的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等人之间的矛盾，一举窥破杨奉的军事力量虽强却没有盟友的缺点，代替曹操作书与其结盟，使曹操最终获得了中央朝廷的正式承认，任镇东将军之职。公元196年，曹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夙愿，朝见天子，在与董昭的晤谈中确立了“移驾幸许”的战略方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从此曹操就以“奉辞伐罪”的口号，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为其摧灭群雄奠定了政治道义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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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的政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背离“忠君”要求的，曹操加“九锡”，封爵魏王等富有代汉政治意味的举动都是在董昭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董昭提出“宜修古建封五等”的建言。五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五级，周王朝时是由名义上的天子所任命的，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逐渐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僭越形态。历史的事实早就已经证明封建制度的先天缺陷，所以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资治通鉴·秦纪二》），因之确立了郡县制，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来统治中国，影响极为深远。董昭之建言，不过是为曹操代汉进行舆论宣传，正所谓是“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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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对于朝政的参与也多有建言，往往发人深思，洞察人性。赤壁之战后曹操留曹仁驻守樊城以阻遏孙刘联盟的进攻，孙刘联盟也因为荆州归属的问题难以维系，孙权遂与曹操密约袭击关羽的江陵和公安两城。在文武大臣建议将此一战略决策保密的时候，只有董昭认为应予公开，其理由是：公开孙权偷袭的计划会使得关羽产生撤兵的想法，樊城之围可得速解，进而转嫁矛盾于关羽和孙权；如果保密，反而使得孙权得志，于己不利。其后关羽果然“秭归蹉跌”，恐怕也不出董昭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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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董昭的生平，协助曹操取得“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独特政治地位是他政治艺术中最为成功的大手笔。正是以此为基点，董昭逐渐在代汉的政治意图上向曹操靠拢。在存汉或代汉的问题上自然与荀彧发生了矛盾，据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载，“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议，彧意不同”，即为其明证。在后汉三国这样一个世道陵迟的时代来讨论存汉与代汉之间的关系显得颇有意义。正所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宏观地看，东汉末年与秦朝有很大的不同，并不存在着一股从社会底层迸发出来要求革除天命的舆论呼声，其原因即在于东汉王朝对于人民的压榨和思想控制并未达到秦朝“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那么严酷压迫的程度。董昭代表了识时务的一派，深知汉室倾颓非独木可支的道理。除此之外，董昭作为谋臣，洞悉事态发展中人的因素，建言君主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荀彧和董昭之间政见的迥异早已沉淀为历史的文字，空留历史叹嗟。正所谓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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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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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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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冠盖：仕宦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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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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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唱：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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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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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坐：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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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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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掩：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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