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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晋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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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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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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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1]无后，以帝弟攸为嗣[2]，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3]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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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4]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5]协皇运，绍[6]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7]，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8]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9]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10]顺，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11]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12]，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13]主。’炎虔奉皇运。寅[14]畏天威，敬简[15]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16]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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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复[17]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18]宿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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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迫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幹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瓌为太原王，圭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陵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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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19]日。癸丑，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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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戊午，王浚、唐彬等克丹阳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浚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浚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浚、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20]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21]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浚，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浚。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破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孙皓穷蹙[22]请降，送玺绶于琅邪王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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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壬寅，王浚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榇[23]，降于军门。浚杖节解缚焚榇，送于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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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司空卫瓘为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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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辛丑，东夷七国朝贡。琅邪王觐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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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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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葬峻阳陵，庙号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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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宇量弘厚，造次[24]必于仁恕；容纳谠[25]正，未尝[26]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27]静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28]，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29]望，称[30]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31]。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32]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33]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34]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35]，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36]帝小差[37]，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38]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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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晋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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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中国历史上的王位继承，曾经有过“兄终弟及”制度和“父死子继”制度。前者是严密的宗法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后者是嫡长子继承制成熟的表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殷商是“兄终弟及”，姬周是“父死子继”，这个发展顺序，也说明两种王位继承制度的更替与宗法制度发展成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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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国曹魏以后，司马氏家族的继承方式也存在两种。先是父死子继，司马懿去世后由长子司马师继承；接着是兄终弟及，司马师去世后由弟弟司马昭继承；然后又返回到父死子继，作为嫡长子的司马炎继承了王位。这种现象很难从宗法制度角度去解释，宗法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司马氏家族继承现象是父死子继在先，兄终弟及在后，不能解释为何司马氏家族从嫡长子继承后退到宗法制度极不成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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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家族的继承现象，只能从血缘宗亲关系与利益关系之间权衡的角度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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