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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陶潜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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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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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1]。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2]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3]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4]。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5]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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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6]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7]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8]应[9]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其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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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10]，奚[11]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12]，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13]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14]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15]而流憩，时翘首而遐[16]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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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请息[17]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18]，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暮春，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19]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20]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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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21]而芸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22]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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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之，征[23]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24]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25]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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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26]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27]为荣邪！夫谬[28]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弘每[29]令人候[30]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31]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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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33]音，而畜[34]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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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晋书》卷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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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陶潜在《晋书》、《宋书》都有传，而且都被列在《隐逸列传》中，可见南朝沈约、唐朝房玄龄等人都认为陶潜是个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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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竟何为隐士，两书却存在很大差异。《晋书》认为，隐士即指那些操行贞洁、行为脱俗、不应征召、不求仕途、杜绝人事、啸咏林薮之人，他们虽远离尘世，然其高尚之德具有激贪止竞的社会功效。《宋书》认为，“隐”分两种：一种为“荷蓧之隐”，一种为“贤者之隐”。“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荷蓧之隐，事止于违人。论迹既殊，原心亦异也。身与运闭，无可知之情；鸡黍宿宾，示高世之美。运闭故隐，为隐之迹不见；违人故隐，用致隐者之目。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用一句白话概括就是，贤人之隐将自己的一切隐蔽起来，是一种“道隐”；荷蓧之隐是通过隐居之举得到世人的品评，是一种“身隐”。陶潜的隐居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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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所处时代距离陶潜比唐代的房玄龄要近得多，因此，他对陶潜隐居的看法可能比较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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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袁行霈先生指出，陶潜思想里有入世的一面，他虽然本性恬静，但也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他先后投入桓玄、刘裕、刘敬宣等人的幕府，在晋末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旋转翻腾，反映了他思想意识中这一方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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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自愿投入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陶潜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宋书》记载：陶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凡是在晋朝写的文章，日期全都用东晋年号。凡是在刘宋朝写的文章，只标明干支，没有年号。年号代表一朝皇帝的合法正统，再联系陶潜拒绝檀道济到刘宋朝中做官的邀请，陶潜对东晋和刘宋的爱憎不是很分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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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的这种政治倾向倒不是出于对晋朝的愚忠，怀念晋朝是表示对刘宋朝的不满，是不满刘宋朝取得政权的方式，这种不满应该说早在他决定离开刘裕时就开始萌芽了。陶潜是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离开刘裕的，此时刘裕已经平定了桓玄之乱，被任命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朝廷军事大权。刘裕虽然把桓玄赶下帝位，把晋安帝迎回来，但此时晋安帝已成为傀儡。陶潜的曾祖父陶侃，虽然也有野心，但由于出身寒微，东晋门阀政治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收心敛意，一心一意为朝廷效力，最终成为东晋功臣。祖先是东晋功臣，如果在取代晋朝的新朝中做官，颇有些不肖子孙的味道，这是陶潜引以为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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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与陶潜，都对新朝代旧朝非常看不惯，然而所采取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嵇康视即将建立的新朝如仇敌，陶潜视新建立的刘宋朝若无有。他在《桃花源记》中曾写过一群秦末逃入桃花源的人，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实，陶潜本人就力图在精神上达到“不知有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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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宋已代晋，却要在精神上“不知有宋”，明明刘宋皇朝已实实在在建立，却要视其为乌有，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吗？这种精神胜利法对陶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面对无可改变现实的时候，往往不去硬碰，而是采取一种规避的态度。陶潜的远离朝廷、远离政治对他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积极意义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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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有效地保障了自己的生存。陶潜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他在给子女的训诫书中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可见是因病而亡，自然地走完了一生。而我们知道，同样是愤世嫉俗的嵇康，是死于非命，终结在司马氏的刑场上。曾经劝陶潜到刘宋朝做官的檀道济，在宋文帝的时候，也因为身经百战，功勋卓越，威名甚重，儿子们又都有才气，从而遭到文帝的疑忌。当宋文帝病重时，下令把檀道济逮捕入狱，安上“不义不昵”、“附下罔上”、“潜散金货，招诱剽猾”等罪名处死。嵇康、檀道济都死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而陶潜远离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政治，从而避免了嵇康、檀道济那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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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为自己创造了自由的天地。离开了政坛的恐怖，摆脱了仕宦的羁绊，陶潜的生活是自由的。他可以把颜延之给他的两万钱悉数交给酒家，随时到那里取酒畅饮，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倚南窗而寄慠，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翘首而遐观”，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心为形役，由于生活的无拘无束，也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自由。他可以“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可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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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自由自在的心灵，造就了巨大的精神驰骋的空间。陶潜的精神胜利法是实实在在的，这体现在他丰硕的精神成果上。陶潜流传至今的作品有文30余篇，诗120余首，使我们能了解他宁静安详的内心，领会他随心所欲的自由，解读他深沉富有哲理的思想，欣赏他诗文里闪烁的闲情逸致和自然美。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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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在舍与得之间做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种体现了勇气、明智、智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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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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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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