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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谢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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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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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晦字宣明，陈郡阳夏人也。祖朗，东阳太守。父重，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兄绚，高祖镇军长史，蚤[1]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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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初为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昶死，高祖问刘穆之：“孟昶参佐，谁堪入我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高祖尝[2]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3]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即日署[4]刑狱贼曹，转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5]。入为太尉主簿，从征司马休之。时徐逵之战败见[6]杀，高祖怒，将自被甲登岸，诸将谏，不从，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会[7]胡藩已得登岸，贼退走，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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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8]荆州，甚有自矜[9]之色，将之[10]镇，诣从叔光禄大夫澹别。澹问晦年，晦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有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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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江陵，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二女当配彭城王义康、新野侯义宾。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长子世休送女还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虏为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诛羡之等，并讨晦。声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装舟舰。傅亮与晦书曰：“薄[11]伐河朔，事犹未已，朝野之虑，忧惧者多。”又言：“朝士多谏北征，上当遣外监万幼宗往相咨访。”时朝廷处分[12]异常，其谋颇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门侍郎㬭驰使告晦，晦犹谓不然，呼咨议参军何承天，示以亮书，曰：“计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虑我好事，故先遣此书。”承天曰：“外间所闻，咸谓西讨已定，幼宗岂有上理。”晦尚[13]谓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言伐虏宜须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寻阳人书，言：“朝廷将有大处分，其事已审[14]。”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冏封以示晦。晦又谓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复二三日无消息，便是不复来邪？”承天答曰：“诏使本无来理，如程所说，其事已判[15]，岂容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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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士人多劝发兵，乃立幡戒严，谓司马庾登之曰：“今当自[16]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备御刘粹。”登之曰：“下官亲老在都，又素无旅，情计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问诸佐：“战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蛮司马周超对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勋。”登之乃曰：“超必能办，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授。”即于坐命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转登之为长史，南郡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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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诛羡之等及晦子新除秘书郎世休，收[17]㬭、㬭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绍等。乐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㬭等并已诛。”晦先举羡之、亮哀，次发子弟凶问[18]。既而自出射堂，配衣军旅。数从高祖征讨，备[19]睹经略，至是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二三日中，四远投[20]集，得精兵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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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晦与徐羡之、傅亮谋为自全之计，晦据上流[21]，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及太祖将行诛，王华之徒咸云：“道济不可信。”太祖曰：“道济止于胁从，本非事主[22]。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召而问之，必异。”于是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惶惧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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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济既至，与彦之军合，牵舰缘岸。晦始见舰数不多，轻之，不即出战。至晚，因风帆上，前后连咽，西人离[23]阻，无复斗心。台军至忌置洲尾，列舰过江，晦大军一时溃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还江陵。初，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沈敞之袭江陵，至沙桥，周超率万余人与战，大破之。俄而晦败问至。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超其夜舍军单舸诣到彦之降。众散略尽，乃携其弟遁、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遁肥壮不能骑马，晦每待[24]之，行不得速。至安陆延头，为戍主光顺之所执[25]。顺之，晦故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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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参府事，刘粹遣参军沈敞之告彦之沙桥之败，事由周超，彦之乃执之。先系㬭等，犹未即戮，于是与晦、遁、兄子世基、世猷及同党孔延秀、周超、贺愔、窦应期、蒋虔、严千斯等并伏诛。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26]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27]难陟。”晦死时，年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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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书》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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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谢晦出生于东晋的名门望族陈郡谢氏，二十多岁就担任刘裕的参军一职，参与讨伐司马休之。刘裕对谢晦十分宠爱，在北伐的过程中，内外事务都交由他办理。克服中原，收复长安，策略大都出自谢晦。刘裕登极建宋后，将谢晦提升为中领军之职，封爵武昌县公。刘裕死后，他和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并受遗诏，担任辅政大臣，辅佐少帝刘义符，一时权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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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谢晦与徐羡之等顾命大臣合谋废少帝，杀庐陵王刘义真，另立高祖第三子刘义隆。为确保已有的地位，他出镇长江中游重镇荆州，督七州军事，以期制约朝廷。谢晦自知为文帝所忌，主动送妻子儿女到京城做人质；还把女儿嫁给刘宋宗室，广泛结交文帝亲信，希望免于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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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文帝兴兵讨伐他的消息传来时，谢晦始终不愿相信这一既成事实，固执地认为是朝廷的北伐大军，还幼稚地上表提出建议。文帝在诛杀谢晦的同党和亲属后，谢晦才迫以“清君侧”名义起兵，取得了部分荆州将士的拥护。在战斗初期谢晦也曾获得胜利，然而由于决策失误，使得檀道济和到彦之的军队形成了绝对的优势，谢晦的军队军心涣散，在战斗中一触即溃。谢晦只得和七个族人逃往北方，在途中被擒获，最终被押往建康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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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少帝而立文帝是谢晦政治生涯的顶峰，在升官进爵的同时还掌握了一方土地的军政大权。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谢晦的权势大到足以任意废立皇帝的地步，又怎能为新君所容呢？谢晦当然知道这个道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谢晦诸人废少帝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少帝“居丧无礼，好为游狎之事”，而实际情况则是少帝欲任用自己的亲信且不信任辅政大臣，这自然威胁到谢晦等人的执政地位。于是，他便和徐羡之、傅亮、檀道济废少帝而拥立刘义隆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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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的目的实是顾命大臣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又要防止新君的猜忌迫害。四位辅政遂由徐羡之、傅亮执政于内，谢晦、檀道济分别驻守于外，以期获得权力的制衡。谢晦、檀道济驻守的江陵和广陵是荆州和扬州的军事战略要地所在，为东晋以来历代的军事倚重。四位大臣这种以行政和军事实力挟制皇帝的意图实在是太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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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之事必须由非常之人乃得行之，如商之伊尹、汉之霍光。谢晦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的性格特点是“优柔寡断”，具体体现在政治领悟能力的欠缺。在朝廷讨伐他的诏令已经外泄的情况下，他还不愿相信这一既成事实，贻误了战机；在起兵之后，又犹豫不决，进军迟缓，取得胜利后又不乘胜追击，盲目自信檀道济必遭迫害，给了朝廷大军会合的时机。此外谢晦计谋策略虽多，然而缺乏实战经验，与久经战阵的檀道济甫一交兵，则兵败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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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谢晦等辅政大臣是忠于刘宋王室的，直到起兵之时，他还感慨“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由此可见，其人是绝无代宋自立之企图的。从本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谢晦行废立之事后长期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他自知没有控制皇帝及朝政的十足把握。如果要打消皇帝的顾虑，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辞官归乡亦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谢晦本身的悲剧意义即在于既要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又妄图在攫取权力的同时不被宋帝所怀疑，如此充满矛盾的心态和结局又岂能得以实现？忠于君主却又试图以削弱君主权力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君主又岂会容忍臣下削弱自己的权力？既然能废一次皇帝，那第二次废立之举必然也是手到擒来，对于君主而言，实在是如芒刺在背，不可不除。文帝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手段是极为高明的，面对不利的情况，他首先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封赏谢晦等参与废立的大臣，对于谢晦请求外镇的要求也予以同意，稳定了对方的阵营；其次，宋文帝对谢晦阵营进行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宋文帝先是拉拢宿将檀道济以掌握下游的军权，在朝中对徐羡之、傅亮则毫不手软地予以坚决打击，对谢晦则施以障眼法，以北伐的名义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取得了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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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双方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是采取磨刀霍霍的对抗举措还是采取以退为进、明哲保身的妥协态度，确实是历史所给出的两难困境。谢晦由享有荣显的春风得意到身死人手的悲剧性结局，如同一则厚重的人生命题，值得我们思索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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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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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蚤：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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