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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范晔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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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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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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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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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1]，夜中酣饮，开北牖[2]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皓为宜都太守，嫡母随皓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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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3]，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4]综，与之结厚。熙先藉[5]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6]，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7]。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8]动晔，晔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9]，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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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晔等期[10]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11]。比[12]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13]，规[14]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15]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16]惧，深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谶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17]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18]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19]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20]养，冀能悛[21]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穷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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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病笃，何事强[22]饭[23]。”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以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24]见道边亲故相瞻望，亦殊胜不见。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25]云罪至[26]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27]。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蔼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晔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恚[28]我邪？”蔼曰：“今日何缘复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29]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晔及子蔼、遥、叔蒌、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耀，诸所连[30]及，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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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书》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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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范晔，字蔚宗，顺阳人，是车骑将军范泰的小儿子。范晔过继给堂父范弘之，因此继承了范弘之武兴县五等侯的爵位。范晔小时候便爱读书，广泛地阅读经史书籍，很会作文章，写隶体字，熟悉音乐。范晔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范宁著《穀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穀梁传注疏》就是以《穀梁集解》为基础而得以撰成的。他的父亲范泰亦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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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在范晔本传中着重书写了范晔一生的两个事件。第一件事情是“谋反”之罪，范晔参与彭城王刘义康的谋反活动，事情败露，范晔以“首谋”之罪被处死刑，终年四十八岁；第二件事情是撰写《后汉书》，彭城王太妃殡葬，范晔不守丧葬礼节，依然开怀饮酒，被贬官为宣城太守，借助修史寄寓己志，整理众家关于东汉历史之著作而成《后汉书》这部煌煌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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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孔熙先以种种理由去游说范晔谋反，范晔最终难挡诱惑，“默然不答，其意乃定”。孔熙先拉拢范晔的方式之一便是“借赌行贿”。彭城王刘义康因权重遭忌被贬，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想报答义康的救父之恩，加之自己做官久不得调，“愤愤不得志”，便思忖着密谋政变。范晔是有影响的人物，于是孔就先拉拢范晔的外甥谢综，孔熙先与谢综赌博，故作博艺不精，屡屡输财。稍后又通过谢综吸引范晔来赌博，故伎重施。前后输给范晔财物甚多，范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终与他结为莫逆之好，参与谋反，最后因事泄而招致灭门之祸。然而，“借赌行贿”显然并非驱使范晔心生“谋反”之心的核心因素，我们只有从范晔的个性特点、家庭背景以及其所处时代的特征诸因素中探寻，庶几可获历史之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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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盛行，士族阶层享有高官爵位。在范晔十七岁时，本州任命其担任主簿之职，他认为自己学识渊博，理应成为国之栋梁，故而没有接受任命。宋文帝极为赏识范晔的才华，据《宋书》记载，范晔善弹琵琶，能作新曲，文帝非常想听他演奏，他却假装不知。有一次文帝命令范晔伴奏，他也只是适可而止。就范晔个性而言，实属恃才傲物，必难为世俗社会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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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推崇忠义，又不为其所束缚，他认为真正的忠义当是辅佐明君，而不应像张温、皇甫嵩那样“鞠躬昏主之下”。他称赞曹操、袁术“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称赞隗嚣“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楼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范晔对儒学经典多有否定，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秩序，范晔对此却并不盲从。强烈的疏离于儒家精神的异端思想，当为范晔“谋反”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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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诸多客观因素的汇合也是促使范晔“谋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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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范晔与文帝有矛盾。“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文帝对范晔的品行多有不满，因此对他并不器重。由于范晔与文帝之间存有矛盾，才使孔熙先拉拢范晔有了可乘之机。在孔熙先密谋叛逆之际，欲引朝中大臣为内应，他把满朝文武遍加分析，终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孔熙先以文帝不与范晔姻娶为由来挑拨君臣关系，又以“人作犬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来激怒范晔。因此，范晔更加对文帝不满，君臣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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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范晔与刘义康关系密切。刘义康为人“纠剔是非，莫不精尽”，范晔敬仰义康，又素得重用。尽管元嘉九年（432年）范晔遭贬宣城，也一度怏怏不快，但他与义康并没有太大的矛盾。范晔受贬后，他的外甥谢综又充任彭城王大将军记室参军一职，是为明证。刘义康曾数次申意于范晔，而范晔也顺水推舟，在代义康作《与湛之书》中说道：“往日嫌怨一时豁然。”足见他与义康已彼此谅解，故而范晔与刘义康关系密切当可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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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范晔“谋反”确有可能。在事发后范晔曾以“以小儿陷害”为自己开脱，当皇帝把范晔曾写过的有关谋反的材料展示在他面前时，他不得不“具陈本末”。范晔因“谋反”而下狱之后，对何尚之说：“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群照此心也。”由此可见，范晔自己对谋反一事已经默许，又直接参与了孔氏谋反集团中的一些活动，再加上他持身不谨，恃才傲物，故而“谋反”一说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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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范晔所撰的《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例，叙事简明而周详，记事有重点而不遗漏。又创设了《逸民》、《列女》等新的类传体系。这也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范晔另有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可谓是其绝命之书，范晔就自己的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进行阐述，就撰写《后汉书》发表了自己的若干想法，充分体现出作为杰出史学家的范晔所具有的卓越史识和雄健的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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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贠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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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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