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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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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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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也。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祖璩之，中书郎。父濛，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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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瓛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1]。在M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2]芒屩布衣，徒行于路。瓛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3]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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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4]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母忧去职，归居于南州。义军至，缜墨绖来迎。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5]，资公禄而已。视事[6]四年，征[7]为尚书左丞。缜去还，虽亲戚无所遗[8]，唯饷[9]前尚书令王亮。缜仕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至是亮被摈弃在家。缜自迎王师，志在权轴[10]，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时云。后竟坐[11]亮徙广州，语在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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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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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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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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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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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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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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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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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12]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13]，袭[14]横衣，废俎豆[15]，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16]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17]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18]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19]，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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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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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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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梁书》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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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范缜出身于南朝贵族世家。他的祖先中，有著名的循吏范汪、注释《春秋穀梁传》的范宁和前四史之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可谓满门“琳琅珠玉”（《世说新语·容止》），是典型的“诗书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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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受了祖先遗传的缘故——范汪、范宁都是有名的“反对派”，范宁更是放出过“王弼、何晏罪孽超过桀纣”的话——范缜从小“卓越不群”、“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不过范氏家族的“危言高论”向来是有深厚学识作为基础的，范缜从小勤学，尤其擅长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同样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是耿直的性格。齐、梁时期，官吏选拔几乎一直没有“公开透明”过，请托、贿赂、沽名钓誉的现象比比皆是。范缜对于这些世态极度不满，同样身为贵族的他，对于那些道貌岸然的纨绔子弟从来没有给过好脸色。这些品质似乎注定了范缜要挑战现有秩序，在一场事关国家前途的哲学争论中，《神灭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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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灭论》讨论的内容一目了然。用现在的语言比附地说，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虚构的辩论对手认为意识独立于物质之外而存在，范缜坚持意识依托于物质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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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细节相当精彩，连钱锺书都十分激赏：“精思明辨，解难如斧破竹，析义如锯攻木，王充、嵇康以后，始见斯人。”（《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但范缜费尽心思仅仅是为了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吗？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是因为看到佛教在一大群小人手里沦为祸国殃民的道具，这才激发他挥起理论武器，以纠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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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三百年”（东晋、南朝），佛教、道教的势力飞一般增长。士人虽然保持了对五经的敬畏，但少有人对五经兴趣盎然。东晋的干宝和范宁都曾说过，是崇尚虚无、藐视礼教的行为导致了永嘉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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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范缜犯了与干宝、范宁一样的错误，他在攻击小人的同时，也伤及了那些本身无辜，却被小人盗用的思想。“浮屠害政”，是这些僧人所为，而不是佛教思想害政。信仰佛教的人当中，也有一心为国家百姓着想的。范缜把矛头对准佛教，反而失去了本来可以联合的同道。正如王夫之批评：“其立言之不审求，以规正子良（指萧子良，引者注），而折浮屠之邪妄，难矣！”（《读通鉴论》）可见范缜失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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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本身是佛教徒，照理是不会容许范缜如此诋毁佛教的。但范缜非但没有被弹劾、治罪，反而有机会与朝廷官员展开争论——《弘明集》中保留了大量的争辩文章，皇族也参与了——这实在是专制社会中的一大异数。一个专制皇权的社会，竟容忍了范缜这个如此亢奋的反对者，这大概要归功于南朝文化的开放性。南朝时期，有关宗教的争论不止范缜这一次。顾欢写《夷夏论》排斥佛教，也引起了很大轰动。相比现代西方依旧存在的对待所谓“异教徒”的“冷暴力”，相比那些强迫人民信奉某种宗教或准宗教的国家，拥有开放文化的南朝，竟让人产生它到底是不是个“专制社会”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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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文化的开放，与以往的华夷观是格格不入的。华夏接受四夷的朝拜，在过去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好多南朝人却不把这种华夷观应用到生活文化上，胡饼、胡床、胡乐乃至“胡族宗教”佛教，统统被士人接受，甚至成了时尚的象征，这给人以知行不一的感觉。不过，文化强盛的表现，在于能够兼融并蓄、融会贯通。南朝虽然被北朝所吞并，但在文化上几乎彻底征服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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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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