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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止足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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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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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2]而至矣。古人之进也,以康世济务也,以弘道厉[3]俗也。然其进也,光宠夷易[4],故愚夫之所干没[5];其退也,苦节艰贞,故庸曹之所忌惮。虽祸败危亡,陈乎耳目,而轻举高蹈[6],寡乎前史。汉世张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7],比于乐毅、范蠡至乎颠狈[8],斯为优矣。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礼,有可称[9]焉。鱼豢《魏略·知足传》,方田、徐于管、胡,则其道本异。谢灵运《晋书·止足传》,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殆[10]非其人;唯阮思旷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宋书·止足传》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亚[11]。齐时沛国刘瓛,字子珪,辞禄怀道,栖迟[12]养志,不戚戚[13]于贫贱,不耽耽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14],贤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则当世罔闻,时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国史书之,亦以为《止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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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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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15]四岁,独不取。人问其故,季直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16]及诸孙,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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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好学,淡于荣利。起家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并不起,时人号曰“聘君”。父忧[17]服阕[18],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引为后军主簿,领郡功曹。出为望蔡令,顷之以病免。时刘秉、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19]秉等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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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20],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渊卒,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欲谥为文孝公,季直请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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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还除[21]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议参军。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22]意,明帝颇忌之,乃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23],明帝既见,便留之,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仍迁建安太守,政尚清静,百姓便之。还为中书侍郎,迁游击将军、兼廷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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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台建,迁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务人间之事,乃辞疾还乡里。天监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24]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时年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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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25]居十余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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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视素,兰陵人也。祖思话,宋征西仪同三司,父惠明,吴兴太守;皆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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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素早孤贫,为叔父惠休所收恤。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为太子洗马。梁台建,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为临川王友,复为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初拜,高祖赐钱八万,视素一朝散之亲友。又迁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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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静退[26],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27]高,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终焉之志,乃于摄山筑室。会[28]征为中书侍郎,遂辞不就,因[29]还山宅,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八年,卒。亲故迹[30]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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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曰:顾宪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萧视素则宦情鲜[31]焉。比夫怀禄耽[32]宠,婆娑人世,则殊间[33]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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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梁书》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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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易》中说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并且能不丧失其正道的,恐怕只有圣人啊!《传》又言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可见能把握进退的时机,让自己伸缩自如,乃是先哲留给士大夫们的一种得以趋利避害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要是自觉的,晋朝那些为了远离战乱而避世的人不能算是止足者。阮思旷舍弃了荣华富贵,喜欢遁世的生活,这才是远离危险和耻辱的典范。止足者和处士最终都不再关心世俗的名利,回归到修身养性的道路上来。其区别在于处士更像是一个在野的学者,潜心研究自己的学问,而止足者自己本来是一个政治家,在经历了功名利禄后不居功放任自己的欲望,避世隐居以求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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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止足者的处世之道,还有他和朝廷之间的微妙关系。陶季直小时候便具备了不贪利的品质,祖父拿了四函银子放在自己前面,让孙子们各自来取。陶季直当时四岁,只有他一个人不要。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要是有了赏赐,应该先给父亲伯伯一辈的人,而不应直接给孙子们,所以我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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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入仕做官后,对名利都看得比较淡然。刘秉、袁粲因为齐高帝的权力一天天强大起来,意图将其推翻,刘秉一直很敬重陶季直,想要和他共谋此事。陶季直聪明地知道以刘秉、袁粲这两个儒生的力量难成大事,便没有答应。最后刘、袁二人果然招来了祸患。陶季直后来又做了尚书比部郎,尚书令褚渊和他关系很好,给他升职,把府里的事都交给他管。等到褚渊去世后,尚书令王俭想要给褚渊“文孝公”的谥号,陶季直认为不妥,建议改用“文简”,王俭听从了这个意见。陶季直请求王俭给褚渊立一块碑,他后来一直小心保护着它。当时的人对陶季直身为下属不忘知遇之恩的行为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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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季直在朝中一直言行谨慎,仍然免不了卷入上层的纷争中。齐武帝驾崩后,明帝做了宰相,他极力打压反对自己的人。陶季直不愿意逢迎明帝的做法,便被派到边远地区做官。有人劝陶季直跟明帝上门道歉,他显然是听了这个人的意见,最终被明帝留了下来。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陶季直处世方式的灵活性,他内心有着是非判断,不愿参与权力斗争,但是在遇到危害自身的情况时也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陶季直既然无意与人争利,便不可能在朝中有太多作为了。他常说等做到了有两千石俸禄的官职后,自己的心愿就满足了,不想再管朝中之事,于是称病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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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季直相比,萧视素是一位对名利更加淡漠的士人。他出身显贵,入仕后一直没有经历太多风波。高祖赐给他八万钱,他把钱全都给了亲朋好友。萧视素本性喜静,懂得退让,不谈功名利禄,喜怒之情不会表露其外。他简单朴实的个性赢得了其他士人的敬重。在京口的时候萧视素萌生了退隐之意,自己在摄山建了座房子,然后便不再出来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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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朝代刚刚建立或是战火纷飞的时代,当权者最忌惮的是那些有功也有野心的人。有些皇帝用柔性的方式解除了对方的威慑,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有些皇帝不惜大肆铲除功臣宿将,如明太祖的胡蓝党狱。这部在隋初修撰的史书将《止足列传》列入当中,其政治用意或许多于向世人标榜一种人生态度,认为止足的意义在于避免祸患,《止足列传》中列举的几人的避世隐居皆有此种意味,因此难免被后人诟病为消极保全自身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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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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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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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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