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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止足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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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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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2]而至矣。古人之进也，以康世济务也，以弘道厉[3]俗也。然其进也，光宠夷易[4]，故愚夫之所干没[5]；其退也，苦节艰贞，故庸曹之所忌惮。虽祸败危亡，陈乎耳目，而轻举高蹈[6]，寡乎前史。汉世张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7]，比于乐毅、范蠡至乎颠狈[8]，斯为优矣。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礼，有可称[9]焉。鱼豢《魏略·知足传》，方田、徐于管、胡，则其道本异。谢灵运《晋书·止足传》，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殆[10]非其人；唯阮思旷遗荣好遁，远殆辱矣。《宋书·止足传》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亚[11]。齐时沛国刘瓛，字子珪，辞禄怀道，栖迟[12]养志，不戚戚[13]于贫贱，不耽耽于富贵，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14]，贤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则当世罔闻，时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国史书之，亦以为《止足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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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丹阳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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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15]四岁，独不取。人问其故，季直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16]及诸孙，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于外染衣，卒后，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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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好学，淡于荣利。起家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并不起，时人号曰“聘君”。父忧[17]服阕[18]，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引为后军主簿，领郡功曹。出为望蔡令，顷之以病免。时刘秉、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以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固辞不赴。俄而[19]秉等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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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初，为尚书比部郎，时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20]，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渊卒，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欲谥为文孝公，季直请曰：“文孝是司马道子谥，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简。”俭从之。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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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还除[21]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议参军。齐武帝崩，明帝作相，诛锄异己，季直不能阿[22]意，明帝颇忌之，乃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或劝季直造门致谢[23]，明帝既见，便留之，以为骠骑谘议参军，兼尚书左丞。仍迁建安太守，政尚清静，百姓便之。还为中书侍郎，迁游击将军、兼廷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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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台建，迁给事黄门侍郎。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无为务人间之事，乃辞疾还乡里。天监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24]不见此人。”十年，卒于家，时年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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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直素清苦绝伦，又屏[25]居十余载，及死，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闻者莫不伤其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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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视素，兰陵人也。祖思话，宋征西仪同三司，父惠明，吴兴太守；皆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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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素早孤贫，为叔父惠休所收恤。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为太子洗马。梁台建，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为临川王友，复为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初拜，高祖赐钱八万，视素一朝散之亲友。又迁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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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静退[26]，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间及居职，并任情通率，不自矜[27]高，天然简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终焉之志，乃于摄山筑室。会[28]征为中书侍郎，遂辞不就，因[29]还山宅，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八年，卒。亲故迹[30]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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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曰：顾宪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萧视素则宦情鲜[31]焉。比夫怀禄耽[32]宠，婆娑人世，则殊间[33]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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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梁书》卷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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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易》中说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并且能不丧失其正道的，恐怕只有圣人啊！《传》又言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可见能把握进退的时机，让自己伸缩自如，乃是先哲留给士大夫们的一种得以趋利避害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要是自觉的，晋朝那些为了远离战乱而避世的人不能算是止足者。阮思旷舍弃了荣华富贵，喜欢遁世的生活，这才是远离危险和耻辱的典范。止足者和处士最终都不再关心世俗的名利，回归到修身养性的道路上来。其区别在于处士更像是一个在野的学者，潜心研究自己的学问，而止足者自己本来是一个政治家，在经历了功名利禄后不居功放任自己的欲望，避世隐居以求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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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止足者的处世之道，还有他和朝廷之间的微妙关系。陶季直小时候便具备了不贪利的品质，祖父拿了四函银子放在自己前面，让孙子们各自来取。陶季直当时四岁，只有他一个人不要。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要是有了赏赐，应该先给父亲伯伯一辈的人，而不应直接给孙子们，所以我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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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季直入仕做官后，对名利都看得比较淡然。刘秉、袁粲因为齐高帝的权力一天天强大起来，意图将其推翻，刘秉一直很敬重陶季直，想要和他共谋此事。陶季直聪明地知道以刘秉、袁粲这两个儒生的力量难成大事，便没有答应。最后刘、袁二人果然招来了祸患。陶季直后来又做了尚书比部郎，尚书令褚渊和他关系很好，给他升职，把府里的事都交给他管。等到褚渊去世后，尚书令王俭想要给褚渊“文孝公”的谥号，陶季直认为不妥，建议改用“文简”，王俭听从了这个意见。陶季直请求王俭给褚渊立一块碑，他后来一直小心保护着它。当时的人对陶季直身为下属不忘知遇之恩的行为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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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季直在朝中一直言行谨慎，仍然免不了卷入上层的纷争中。齐武帝驾崩后，明帝做了宰相，他极力打压反对自己的人。陶季直不愿意逢迎明帝的做法，便被派到边远地区做官。有人劝陶季直跟明帝上门道歉，他显然是听了这个人的意见，最终被明帝留了下来。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陶季直处世方式的灵活性，他内心有着是非判断，不愿参与权力斗争，但是在遇到危害自身的情况时也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陶季直既然无意与人争利，便不可能在朝中有太多作为了。他常说等做到了有两千石俸禄的官职后，自己的心愿就满足了，不想再管朝中之事，于是称病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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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季直相比，萧视素是一位对名利更加淡漠的士人。他出身显贵，入仕后一直没有经历太多风波。高祖赐给他八万钱，他把钱全都给了亲朋好友。萧视素本性喜静，懂得退让，不谈功名利禄，喜怒之情不会表露其外。他简单朴实的个性赢得了其他士人的敬重。在京口的时候萧视素萌生了退隐之意，自己在摄山建了座房子，然后便不再出来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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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朝代刚刚建立或是战火纷飞的时代，当权者最忌惮的是那些有功也有野心的人。有些皇帝用柔性的方式解除了对方的威慑，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有些皇帝不惜大肆铲除功臣宿将，如明太祖的胡蓝党狱。这部在隋初修撰的史书将《止足列传》列入当中，其政治用意或许多于向世人标榜一种人生态度，认为止足的意义在于避免祸患，《止足列传》中列举的几人的避世隐居皆有此种意味，因此难免被后人诟病为消极保全自身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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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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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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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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