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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牛僧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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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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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工[1]属[2]文，第进士。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皇甫湜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鲠[3]讦，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杨于陵、郑敬、韦贯之、李益等坐[4]考非其宜，皆调去。僧孺调伊阙尉，改河南，迁监察御史，进累考工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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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初，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徙御史中丞，按[5]治不法，内外澄肃。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赇[6]当死，赂宦侍为助，具狱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7]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8]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异其言，乃止。赐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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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韩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财赂权贵，杜塞言者。俄而[9]弘、公武卒，孙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10]收赀簿，校计出入。所以饷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帝善之，谓左右曰：“吾不谬知人。”繇[11]是遂以相。寻[12]迁中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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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立，进封奇章郡公。是时政出近幸[13]，僧孺数表去位，帝为于鄂州置武昌军，授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倚为扰。僧孺陶甓以城[14]，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又废沔州以省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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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立，李宗闵当国，屡称僧孺贤，不宜弃外。复以兵部尚书平章事。幽州乱，杨志诚逐李载义，帝不时召宰相问计，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夫范阳自安、史后，国家无所系休戚，前日刘总挈境归国，荒财耗力且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繇向[15]载义也，第[16]付以节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进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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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吐蕃请和约弛[17]兵，而大酋悉怛谋举维州入之剑南，于是李德裕上言：“韦皋经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烧十三桥，捣虏之虚，可以得志。”帝使君臣大议，请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强。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18]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19]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帝然之，遂诏返降者。时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20]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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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1]中人王守澄引纤人窃议朝政，它日延英召见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谓它宰相曰：“上责成[22]如是，吾可久处此耶？”固请罢，乃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为淮南节度副大使。天子既急于治，故李训等投隙[23]得售其妄，几至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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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初，表解剧镇，以检校司空为东都留守。僧孺治第[24]洛之归仁里，多致嘉木美石，与宾客相娱乐。三年，召为尚书左仆射。僧孺入朝，会庄恪太子薨，既见，陈[25]父子君臣人伦大经，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谒，检校司空、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彝樽、龙勺，诏曰：“精金古器以比况[26]君子，卿宜少[27]留。”僧孺固请，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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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元年，汉水溢，坏城郭，坐不谨防，下迁太子少保。进少师。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刘稹诛，而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李宗闵交结状。又河南少尹吕述言：“僧孺闻稹诛，恨叹之。”武宗怒，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累贬循州长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还为太子少师。卒，赠太尉，年六十九。谥曰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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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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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夫口道先王语，行如市人，其名曰“盗儒”。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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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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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牛僧孺作为唐代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新唐书》将其与李逢吉、李宗闵、元稹和杨嗣复等人并入合传。士大夫卷入政治斗争而进行党争的行为使得他们往往被比作盗儒，这一观念恰恰为我们分析牛僧孺其人确立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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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其人“方正敢言进”。牛僧孺为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弘后裔，家中有数顷土地，在当时并不算贫困，但父亲早逝，家境早已变迁，唯有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及第，方有机会跻身仕途，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牛僧孺本人也并非等闲之辈，自幼好学，成年后才华横溢，最终进士及第，在参加贤良方正科目的策试中，与李宗闵、皇甫湜名列前三。年轻时的牛僧孺不仅才学出众，且年少气盛，不惧权贵，在文章中激烈痛批时政，甚至不惜得罪当朝丞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牛僧孺也被调往地方，“贫寒人士”出身的牛僧孺遭到了门阀士族的打压。但是在那个崇尚直谏的年代，牛僧孺却获得了充足的政治资本，博得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同情，最终使其成为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领袖，因而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党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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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在官场上又以秉公执法、廉洁自律的一面出现。他直谏天子，强调法度，不接受贪污者的贿赂，得到了天子的赏识。在担任地方官期间，牛僧孺又极力根除当地弊政，努力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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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作为一名谏官或者一名地方官员，政绩已经雄辩地表明了他的优秀。然而牛僧孺在担任丞相一职后，其施政举措和言行却饱受争议。唐中期以来，内忧外患不断，国家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外部的藩镇以及内部的宦官专政。藩镇跋扈，赋税与官员任免皆自行做主，不服中央；宦官干政现象普遍，以至拥有军权，宦官甚至可以操纵皇帝的任免与生命。唐朝中衰与太宗、玄宗时代的空前强盛、周边臣服、国泰民安形成了鲜明对比，实现中兴，几乎成为唐中后期每位君主的梦想。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出现，以期改革时弊，挽回颓势。牛僧孺当国时期，与李宗闵等人结成朋党，排除异己，在实际政治上却碌碌无为。对待地方藩镇姑息妥协，维持现状。河北范阳兵乱，牛僧孺以耗资巨大，得不偿失为借口，力主妥协，失去了显示中央权威，打击藩镇的机会。唐中后期，西南吐蕃乘唐王朝衰弱之际侵犯维州，时值李德裕担任剑南节度使，维州吐蕃守将投降，唐王朝本有机会收复维州，然而牛僧孺等人出于打击政敌的需要，以破坏与吐蕃关系为由，错失了这次使中央重获维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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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党执政不为国为民，反重于个人恩怨，如此执政必然受人争议。其后牛僧孺面对舆论的攻击，曾有一番很有意思的政治论断。他将内忧外患的唐朝称为“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的太平治世，也就是说，唐朝要重回强盛，实现中兴，牛僧孺认为是“更求太平”。身为丞相，不去处理实际问题，而将矛头指向政治对立面，如此不以国事为第一要务的丞相令皇帝大失所望。唐武宗时，李党以同样的方式对牛党成员进行政治反击时，牛党成员被全数调离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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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科举制的设立是牛李党争产生的关键因素，科举考试中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选拔他们的考官为座主，考官称被他录取的进士为门生。他们志趣相投，关系密切，在官场中拉帮结派，形成势力。牛党的领袖牛僧孺、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在贤良方正科目的策试中登第，同时又受当朝丞相李吉甫的政治打击，自然而然形成了反对当朝者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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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争的领袖，牛僧孺平日里才华出众，结交了众多文人墨客，他和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甚至创作了传奇作品《玄怪录》十卷。他出身进士，不阿于世族权贵，在担任地方官时能做到秉公执法，廉洁自律。牛僧孺能批判当朝者，但为官却是蝇营狗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对藩镇姑息，打击政治对立面，在执政时期无所作为。纵观其政治生涯，牛僧孺作为一名政客实堪称斫轮老手，《新唐书》将这种以“敢言”著称却无法身体力行解决问题的行为，称为“盗儒”，倒也颇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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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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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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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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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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