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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文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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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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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1]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2]厌雕[3，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3]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4]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5]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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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6]讪[7]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8]有文在人间，史家逸[9]其行事，故弗[10]得而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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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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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11]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12]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13]，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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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14]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15]，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16]。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17]，觊[18]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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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20]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21]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22]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23]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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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24]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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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25]。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26]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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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27]。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28]余，残膏剩馥，沾丐[29]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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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新唐书》卷二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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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文艺列传》作为记录唐代文人的一篇合传，精心描绘并刻画了七十九位文士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地位，他们皆为活跃于唐代文坛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为后人所熟知的初唐四杰、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崔颢、李商隐等杰出文人和他们的作品都已经成为诗歌中华的文化烙印与民族基因。《文艺列传》择取这批文人，其撰史之目的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据列传的序言交代：“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所谓的“以文自名”，即指本传所撰述之文人必须是其时之文坛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者。顺着这个思路，则探讨《文艺列传》所指称之“文”的内涵和具体意义便成为解读本传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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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唐朝文风经历变化凡三次。第一次变化发生在高祖与太宗当政时期，其时之文学作品承南朝之余弊，为文注重词句与文采修辞，王勃与杨炯两人乃为当时文坛之执牛耳者。第二次变化发生在玄宗时期，玄宗本人颇喜阅读经文，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这一时期的文坛抛弃了对于雕饰浮华文句的刻意追求，崇尚为文的典雅和情旨意趣。第三次变化则发生在大历、贞元年间，这时文章的创作追求大道真谛，内容上多颂扬皇帝圣明。韩愈为此期文坛之领袖，其后又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人遥相呼应，是为文学史所习称之“古文运动”。他们的文章承接两汉以来质朴刚健的散文气格，风格堪称自成一派，排斥以对偶、用典、华靡为能事的骈体文创作，深刻影响了其后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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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给予唐代文风的第三次变化以极为充分的肯定，这一变化就是由韩愈等一批文人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口号，主张以充实的内容来进行文学创作，力图对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有力的反驳。“古文运动”之所以受到推崇，实是由于其理论旨归极大地契合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迫切需求变革的内在要求。由是之故，“古文运动”及其余绪遂在宋代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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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撰成于北宋中叶，此时的宋王朝正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外有契丹、西夏对其虎视眈眈；内有由于签订澶渊之盟而导致的国家财政危机。《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对此颇有感慨，曰：“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准诏言事上书》）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善思求变、积极作为，进行了诸如“庆历新政”等风起云涌的改革，他们致力于构建汉民族政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政治形态。随着政治改革的发展，整个学术风气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文艺列传》作为记载唐代文人的一篇合传，寄托了宋代士人在不安定的国家政治形态中，希望有所作为和进取的理想人格与士大夫品格，《文艺列传》所记叙的唐代文人重文尚德之理念实是其时北宋士大夫人格心态的一种隐性投射，寄托着精义深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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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列传》褒扬最力之精神乃为“忠”，这是对于五代时期浇漓的世风进行有力打击的显在表征。对于诗人杜甫“忠君”思想的发掘与赞许是《文艺列传》突出的一项表现。“诗圣”杜甫乃是忧国忧民的文化象征，长期以来仕宦偃蹇且落拓无奈，困守于长安城中。十年之后，才得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微不足道的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故杜甫又被称为杜拾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西行，最后到达四川，定居于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下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故世称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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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将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杜甫本人对于自身之文采颇为自信，认为自己的文章即使不足以宣扬六经，超过诸子，也是深沉蕴积、抑扬有致的，达到了西汉辞赋家扬雄、枚皋的水准。杜甫长期的仕途不遇与他旷达不拘礼俗，不自我约束检点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他能为朋友仗义执言，却对长官傲慢放肆。晚年的杜甫流落到成都西郊浣花溪营建草堂居住，恰逢严武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遂前往投奔，严武上表荐举杜甫担任参谋之职、加检校工部员外郎衔。因严武与杜甫是世代交谊，故而对杜甫优待有加，并亲自前往杜甫家中探望。杜甫在会见严武时，连象征礼节的头巾都不戴。杜甫其人性格急躁，气量狭小，在喝醉酒后甚至站到严武的床上，瞪着眼睛向严武叫嚣道：“严挺之（严武的父亲）竟然有这么个儿子！”使严武动了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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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身处唐代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后，面对着国家走向衰败的现实，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篇杰构已隐然反映了风雨飘摇的唐代政局。他坚守忠君理念，没有政治污点，他所作的诗歌，将仕途的坎”失意寄托到忧国忧民的忠君爱国情怀中。由是之故，杜甫的诗歌被誉为“诗史”，本人则与李白一起并列为唐代诗歌的双雄，韩愈盛赞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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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横空出世是时代的产物，对于杜甫其人的评价则代表了时代的诉求，“忠君论杜”以《文艺列传》开其先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忠君思想是顺应大一统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王朝而出现的最终产物，以忠诚作为评价人物的出发点，实是所来有之的。《文艺列传》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窥这一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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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列传》中注重文人品行的特点，是古代重文尚德理念的具体展现。文人的德行和世风之醇厚与否可谓紧密相连，唯其如此，文章方能用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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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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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虑：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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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稍：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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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擅：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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