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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一讲 体气：感诸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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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以形体为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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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人的文化，先从中国人对人的理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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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青铜时代”，也约略就是我国夏商周时期，其实青铜之制作，亦遍及近东、巴尔干、爱琴海等处。但同样是被称为青铜时代，中国却最具特色。特色之一，是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最好；其次是几乎绝不见人像雕塑或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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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这种差异呢？中国人的身体思维跟其他文明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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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地之间，渐成万物之灵，越来越觉得自己特殊，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因此各民族都不由自主地发展出“人的自尊”思想。我国上古即讲天地人“三才”，老子后来也有“天大地大人亦大”之说，“天地之间，人为最尊”一类讲法，不可胜数。其他民族其实也相仿佛。希伯来民族说上帝以他的形象造人，即为其中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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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这样的例子，我们却不难看出：我国讲人的尊贵，主要是从才德能力上说，希伯来则首先由形体上说。这就是针对人的思维有所不同。因这个思维不同，两大文明的身体思维遂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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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文明亦极看重人的体相。因此婆罗门之智能，就很强调相人之术。如《佛本行集经》卷三中云：“（珍宝婆罗门）能教一切毗陀之论，四种毗陀皆悉收尽。又阐陀论、字论、声论，及可笑论、咒术之论、受记之论、世间相论、世间祭祀咒愿之论。”所谓“世间相论”，与婆罗门五法中的“善于大人相法”，都是相术。可见相法是婆罗门极为重要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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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婆罗门还注重相貌容色，认为好的相貌必定由修行善法而来。如优婆耆婆这位婆罗门，在路途中看见佛陀“姿容挺特，诸根寂定，圆光一寻，犹若金山”，便问佛陀：“本事何师？行何道法？以致斯尊。”（《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五）佛典中叙及婆罗门时，也常说该婆罗门“颜貌端正，人所乐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一）。婆罗门法中，对诞生的小孩，如果“仪容端正，人所乐观”，就取名为“孙陀罗难陀”；如果形貌不扬，“具十八种丑陋之相，父母见已，极生不乐，名曰恶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八）。小孩恶相，则不教授他婆罗门之学，不让他成为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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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所说的相貌端正，还不是婆罗门相法中最为人所看重的“大人之相”。什么是大人相呢？《四分律》卷三一云：“我曾闻有作如是说：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众所举。”《中阿含·三十二相经》也说，诸比丘在讲堂集坐，共同讨论三十二相时，一致认为“甚奇甚特，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处真谛不虚”。此所谓大人，即圣贤。其相于世甚为难遇，所以甚奇甚特。由此看来，婆罗门五法中所谓的“善于大人相法”，不同于“世间相论”。大人相应该是婆罗门在芸芸众生中为了找寻理想的圣贤而标举的理想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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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大人相法的内容，现在已无法知道全貌。但是根据汉译佛典的记载，仍可以略窥一二，即三十二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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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的阿含部、律部、本缘部等佛典中，多处记载婆罗门的三十二相说。其中凡涉及佛陀诞生时的相貌，也都记录了被召来看相的婆罗门相师，如《增一阿含经》云“召诸师婆罗门道士”（卷十三）、“彼城中有婆罗门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经术”（卷四），《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云“有道人名曰阿夷，年百余岁，耆旧多识，明晓相法”，《方广大庄严经》卷三云“时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见菩萨生时有无量希奇之瑞”。同时，对于此说的来源，也一致指出是源于古婆罗门的经典，如《增一阿含经》云“梵志书”、“婆罗门经籍”、“我等经籍”，《南传大藏·长部》云“我等神典”，《四分律》云“诸婆罗门书谶记所载”，《普曜经》云“如我相法”等等。是知三十二相说确实源于古婆罗门吠陀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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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相者，足安平立、足下生轮、足指纤长、足周正直、足跟踝后两边平满、足两踝𦟛、身毛上向、手足网缦似鹰、手足柔软、肌皮软细不着尘水、毛色绀青右旋、鹿腨肠、阴马藏、上下圆相称、手摩膝、身金色、两手两足两肩及颈七处隆满、上身大如狮子、颔如狮、脊背平直、两肩间满、四十齿、牙平、齿间无隙、齿白、齿通味、声悦耳、广长舌、眼睫如牛、眼色绀青、顶有肉髻、眉间生白毛。这是《中阿含·三十二相经》所述之相。于今视之，固觉其怪异无伦，然却是古印度佛教徒理想之形相，盖亦为当时之婆罗门所能欣赏崇仰之形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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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亦甚重视人相问题。亚里士多德《体相学》说：“过去的体相学家分别依据三种方式来观察体相；有些人从动物的类出发进行体相观察，假定各种动物所具有的某种外形和心性。他们先议定动物有某种类型的身体，然后假设凡具有与此相似的身体者，也会具有相似的灵魂。另外某些人虽也采用这种方法，但不是从整个动物，而是只从人自身的类出发，依照某种族来区分，认为凡在外观和禀赋方面不同的人（如埃及人、色雷斯人和期库塞人），在心性表征上也同样相异。再一些人却从显明的性格特征中归纳出各种不同的心性，如易怒者、胆怯者、好色者，以及各种其他表征者。”可见体相学在希腊也是源远流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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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以上各项观察体相之法均不以为然，因此他参考相士们的说法再予改造，云：“体相学，就正如它的名字所说明的，涉及的是心性中的自然禀赋，以及作为相士研究的那些表征的变化产物的后天习性……相士不外是通过被相者的运动、外形、肤色、面部的习惯表情、毛发、皮肤的光滑度、声音、肌肉，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和总体特征来作体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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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的观察，软毛发者胆小、硬毛发者勇猛。若肚腹周围毛发浓密，则是多嘴多舌之征。而动作缓慢，表明性情温驯；动作快速，则表明性情热烈。至于声音方面，低沉浑厚标示着勇猛，尖细乏力意味着怯懦。雄性较雌性更加高大强壮，四肢更加健壮光滑，各种德性也更加优良。感觉迟钝者的表征，是脖颈与腿脚一带肥胖、僵硬、密实，髋部滚圆，肩胛上方厚实，额头宽大圆胖，眼神黯淡呆滞，小腿及踝骨周围厚实、肥胖、滚圆，颚骨阔大肥厚，腰身肥胖，腿长，脖厚，脸部肥胖且长。赌徒与舞者双臂皆短。心胸狭窄之人，四肢短小滚圆、干燥，小眼睛，小脸盘，像科林斯人或琉卡底人。由肚脐至胸脯比由胸脯到脖颈更长者能吃，胃口很好。皮肤太黑者胆小，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就是这样。皮肤太白者也胆小，譬如妇人。肤色居中者趋于勇猛。黄褐色毛发者有胆量，譬如狮子。火红色毛发者狡猾，譬如狐狸。身体不匀称者是邪恶的，雌性就带有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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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相人术，明显带有性别、种族之歧见。但无论如何，由其叙述可知希腊相术之大凡。相法殆亦为时所重，故亚里士多德专门写了《体相学》一书以为斯学张目。该书开宗明义说道：“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同一种类的动物中，必是有如外形则有如是心性。”故其体相学重在由形体观察心性状态，与婆罗门相人术有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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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古印度古希腊，中国古代相人术却是不发达的。目前所知最早的相术书是《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记载的《相人书》二十四卷，但已亡佚。据班固说，形法这一门学问是观察形象度数的，“大举九州之势，以主城廓、官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也就是跟相地、相宫室、相六畜、相器用等属于同一类事。如此看待相人术，其地位便与婆罗门和古希腊殊不能相比。当时班固所记有《宫宅地形》二十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相畜物者，其重要性似乎亦在相人之上。今出土文物中相狗相马之简帛甚多，独不见相人者（马王堆有相马经、银雀山有相狗方、双古堆有汉简相狗经、新出居延汉简有相宝剑刀经），亦可见秦汉间所重者在相物而不在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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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至隋，相书仅存三种。《旧唐书·经籍志》则不载相书。因此，相人术及书渐盛，时代甚晚，是宋朝以后的事，非古人所重，且或许还与受佛教影响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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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术存在，当然比相书要早，但最早的相术记录，也只到《左传》文公元年（前626）。以此术闻名者，最早为孔子同时代人，郑国的姑布子卿。但荀子《非相篇》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足证此术最早也仅能上推至姑布子卿，再往上找，就无渊源了。此法渐渐兴起，与相宫宅一般，为流俗所称，则是战国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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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气惹来荀子的批评并不足怪。因为依中国思想的一般特征或重点而言，中国人是重内不重外的。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其实非他一家之私议，即使后世论相面相手相形体者，也仍要说“相由心转”。庄子《德充符》载各种德充于内而形貌丑陋畸特的人，更可以显示思想家对体貌体相不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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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庄子这类说法，在婆罗门或亚里士多德那儿，就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依他们的看法，外形与心性是相合的，外貌丑陋者，心性也必不美不善。庄子、荀子则相反。荀子说：“仲尼之状面如彭蜞。周公之状身如断灾。皋陶之状，色如削瓜。傅说之状，身如植鳍。伊尹之状面无须眉。禹跳、汤偏。”圣贤都长得难看，坏人却不然：“古者桀纣长巨佼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窈窕。”因此他们主张不必论形相之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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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以人体为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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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东西方的体相观是非常有趣的事。苏美文化、古希腊、古印度都有造相的文化，或以铜铸人面人首人身，或以石雕，或以塑相，用以崇拜，十分普遍。但在中国，出土千万件青铜器，除了三星堆有人形及面饰之外，绝不见铸像人体者（三星堆文化也因此显然与中原地区不同），且即使是三星堆，人相也未必是用来祭祀的。据瞿兑之《养和室随笔》考证，《魏书·崔挺传》言“光州故夷莫不悲戚，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是铸铜像以资纪念之始，时代甚晚，且是夷人所为，与希腊以铜像纪念人的风气恰可说南辕北辙。上古石刻也不见人相雕石，祭祀则用木主，不立图相、不塑人形。故古希腊古印度是造相的文化，我国是不造相的文化。古希腊等文化又常刻塑人体，以为美善之欣赏崇拜对象，这个观念或行为在中国亦绝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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