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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古文明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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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明，就不能不提这个“文”字，但一般由仓颉造字讲，其实只讲了“文”的文字义。中国人的文的观念，绝不只是文字。例如《易经》说“天文”、“地文”、“人文”、“文明”，或“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的“文”，就都不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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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的文，是花纹的意思；凡物有纹理纹路纹饰者，也均可以文形容之。这是文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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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白川静认为文之所以由花纹得义，主要是因纹身来的，并不是从虎豹的斑纹得义。世界上许多民族早期都有纹身的习俗，他判断中国古代也有（只是后来不继，到春秋战国时期，就仅吴越尚有“断发纹身”之俗）。而人之所以要纹面涅肤，则多用于礼仪的目的，以纹身代表成年、已婚、权威、勇力、美观等，增加自己在部族间的地位。即使过世了，也常要在尸身上施以彩绘，将尸体圣化。故“文”这个字，就有修饰以神圣化的意涵。已逝之父称文父、已逝之母谓文母、先祖曰文祖，均是对亡者推崇之语，文谓优越之德也。殷商后期，已开始用文武来形容王者的德性，如盘庚的第四子名武丁，其曾孙名武乙，其子名文武丁。周则以文为王者之庙号，如周文王。《周书·谥法篇》更说“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显然周朝是把文的意义扩大并加以强调了。孔子称周朝“郁郁乎文哉”者，正以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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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最早即由纹身得义？恐怕不见得。许多民族固然有纹身为饰之风俗，中国古代或许也曾有过这么一个时期，但极早就强调用以显示成年、已婚、权威、勇力、美观的办法，是衣裳冠冕，而非纹身。纹不纹身，也并非就是中国与其他民族差异之所在。因此白川静想建立一个“纹身文化圈”的想法未必符合史实。但他论中国古代文化，第一章就谈文这个观念，可谓探骊得珠；谓文为修饰以神圣化，基本上也是对的。文，代表着人由原始状态逐渐修饰以增进其神圣性及优越价值的一切活动，包括纹身或冕冠衣裳。这个字后来也以“文章”、“文明”、“文化”来代称，意义却并无不同。文章者，谓文明彰焕也；文明者，谓人以文明脱离暗昧也；文化者，谓文明可以变化朴鄙也。大人君子，由于有了文化才显得炳蔚彰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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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此便摄一切文化而说。文至周而郁郁彬彬，则显示古人认为夏商周三代中周之文化最为美备。但如此美备之文化又是从何发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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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把文化分成：（1）生活资料，（2）政治，（3）语言，（4）家族，（5）宗教，（6）居住方式和建筑，（7）财产等方面，来观察人类如何由蒙昧社会进化至野蛮社会，再进而至文明社会。文化是否即指这七个方面，当然大可争议，不过即使暂依其所述，他所讲的文化进程仍与我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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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说，“蒙昧社会”已知用火、用弓，“低级野蛮社会”自知制陶始，“中级野蛮社会”自知用土石建筑及知畜养动物（东半球）、种植物（西半球）始，“高级野蛮社会”自知制铁器始，“文明社会”自知用语文始。此论甚谬：制陶术未必晚于畜牧术；农业之起殆亦与牧畜同时；埃及、苏美、印度、墨西哥、秘鲁、中国更均在铁器时代以前，甚至青铜时代以前即已创制语文进入文明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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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深受摩尔根影响。他把摩尔根所说在蒙昧时期兄弟与姐妹间互相集体通婚的血婚制家族型态，视为人类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且为最早的原始公社。在这种原始公社之后，则是一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但仍保持着血缘亲属关系的残余。由此再向奴隶社会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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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克思学说被应用到中国史上，引起过无穷争辩。1976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以黄帝前为原始公社期，黄帝经尧舜至禹为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春秋才开始了封建社会。可是相关争论并未停止，至今也还在争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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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彰健认为不应用这种框架去硬套，若以《左传》、《国语》所述来推测，炎帝氏以火纪、黄帝氏以云纪，其时应已有国家组织，已由氏族部落发展为国家，而且拥有赐姓、胙土、命氏三要素的封建制度。因此当时早已非原始民族，不唯不能以“原始公社”来形容，也不宜用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调查资料来比附。（1996“中研院”史语所《中国远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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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非社会史，故不拟在此详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且我一来不主张建立一种文化进化类型阶段理论，二来更反对用这样一种理论来套着讲中国史，因此以下我也不会照他们那些讲法来讲。相较于其他文明，中国自有其独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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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我们可能就有一个其他文明所无的玉器时代。玉本是石之美者，但古人对玉的看法及玉在社会上的作用，绝非石所能比拟。《汲冢周书·世俘解》云“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缝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玉为世所重，岂石能比哉？中国人重视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铜器时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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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就有几个问题：第一，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划分，但玉并非生产工具。对玉的重视，起于一种观念，或认为玉美、或认为玉有德义可说、或认为玉可通神灵。总之玉非实用性生产工具，然其所获之重视，绝非石、铜所能及，乃是中国人思想的一种表现。第二，石器之后代之以铜，铜器之后用之以铁。生产工具进步之后，旧的器械便不会再受重视了。铜器、铁器时代玉已非生产工具，但以玉作为饰物（以彰其美善之义）、礼器（以彰其通神灵之义）却依然极盛。第三，玉器硬度约在6至6.5度之间，即使在青铜时代也无任何金属工具可以雕凿，非用解玉沙不可。既用解玉沙就非有轮盘旋车不可。《越绝书》说黄帝时已用玉兵，则以轮轴冶玉、作陶，为时似均甚早。能够拥有如此技术之团体，也绝非原始部落。第四，玉之产地，除雍州、蓝田、南阳豫山等处有小宗出产外，以昆仑最著名。昆山之玉，在那么早就能东至中原，且被广泛使用，更可证明彼时之势力范围、取得远方异物的本领、商旅贸易来往，均已非氏族部落或原始公社时代了。第五，玉器在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被重视之后，整个青铜时代（夏、商、周）瑞玉、祭玉、葬玉之用，其实越来越普遍。故所谓“青铜时代”这样的称呼也未必妥帖。在那样的时代中，是玉还是青铜才更具代表性，实在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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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谓青铜时代，本来指的是以青铜作为主要生产工具之时代。但据已发掘之资料观之，万余件青铜器中，礼乐器最重，兵车器最多，农工器反而最少。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那个时代根本不用青铜农具，有些人则认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这个现象岂不说明了古史学界现今普遍运用的一些框架概念，放在中国古史的解释上，确实会出现许多问题吗？我们不见得要坚持中国文化特殊论，可是，谈中国史，毕竟还是由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会比较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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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重饮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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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青铜说起。古人虽有黄帝“鼎湖龙驭”的故事，似乎黄帝已知铸鼎，但《墨子·耕柱》有云“昔者夏后开……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铸铜蔚为风气，咸信是夏朝才有的，夏禹铸九鼎之传说尤为世人所重。但如此即应注意：墨子说铸铜时用的语词是采“金”。中国古代说金就是指铜，而非金银之金。这便与其他文明迥然不同。古埃及、古希腊、苏美文化均有大量金银器，唯中国用金较少也较晚。金的雕饰制作要到春秋战国才较发达，在殷周，称为吉金的，都是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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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金铸器，先是用纯铜，称为红铜。再而用铜锡合金，是为青铜。青铜器可概分为礼乐器（如鼎彝）、乐器（如钟铙）、兵器（如戈矛）、车器（如銮轴）、农工器（如刀铲）、杂器等之类。但有趣的是，所谓礼器，大抵就是食器。而这也与其他文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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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铸九鼎的“鼎”就是主要的食器。直到现在，闽南语仍称锅子为鼎。而鼎却又是政权的象征，争政权就叫做“问鼎”。入朝做官跟宁愿退隐江湖的人相比，则称为“钟鼎山林、人各有志”。有钱的大户可以用旁的形容词去描述，“鼎食人家”却只能指有政治势力的世家。鼎这种食器为何竟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及权力意涵呢？礼器为何又多是食器呢？须知兵器、车器、农器、工器都不可能用为礼器，只有食器可以。何以食器有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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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难索解。《礼记·礼运》早已讲过“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古人的观念认为人要生存就需脱离竞争抢夺资源的状况，以“货力辞让”来安排分配之，此即礼之所由起也。觅食求生是古时最基本的问题，故礼亦起于会餐分食之顷。由饮食乃有生命；有生命乃能长大成人，而遂有冠有婚有丧；有个人而后才有群体，群体间才需有祭射御朝聘等礼以“协于分艺”，才能形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这是后世儒者对礼的发展及其内涵之解释。亦唯有如此解释，才能说明礼器与食器混同的现象，也才能表征出中国政治学以“养”为内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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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中鼎、彝、爵、尊、盘、觚均为主要饮食器。礼这个字，原本也就是酒醴之豊，以敬神或敬人即是礼。此可称为“礼食一如”。而一个民族也须如此重视饮食，才会从饮食的角度看待礼的问题，此可称为“特重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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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特重饮食，故铜器之中食器之繁，令人叹为观止。以酒器来说，酿酒的罍、贮酒的壶、贮酒而备斟的尊、装满以备移送的卣、温酒的斝、斟酒的升、饮酒的觯、可温酒而饮的爵、可烫酒的觚，以至盂、卮、杯、觞等，简直不胜枚举。其中爵又用为爵位之爵、尊用为尊长之尊、孔子以“觚不觚，觚哉”喻说政治抱负、庄子以“卮言日出”形容自己说话的方式，则明显是饮食事物在思维活动中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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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人主张中国人种外来说，青铜文化过去也有外来说，目前考古学界虽较倾向本土发展说，但争议犹未定。可是由以上所述即可知：虽苏美等其他古文明也有青铜文化，某些现象甚或早于我国，但我国青铜文化自有特色，饮食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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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食之起，当然不自青铜时代始。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距今七千年以前黄河已有栽培粟作。小麦与高粱则在五千年前已有，跟非洲高粱、西亚小麦也根本无关。家畜驯养部分，马、牛、羊、鸡、犬、豕在新石器时代亦都已畜育成功，成为主要畜养及食用物。饮食文明发达之早，举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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