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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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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性关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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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礼始诸饮食”，此处则要谈“人伦造端于夫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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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一种是男人。而这两种人，又必须交配，才能生得出人来，人类也才能依此繁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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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交配呢？交配乃是生物自然的本能，当然依生物自然的状态来进行。例如某些动物一年发情一次，某些多次；某些发情期长，某些短；某些只接纳一位异性交配一次，某些须多次或与多位异性交配。其间的差异，千奇百怪，形成的两性关系亦各不相同。有一雌一雄的，有一雄多雌的，也有一雌多雄或多雄多雌的。但无论如何，此均为天生自然，是由其生物性所决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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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理状况，颇与其他动物不同。因为人自青春期以后，几乎终身都是可交配期，也无明显的生理特征使其只能与一人交配。交配期之长与可交配对象之广，均是动物界罕见的。在这么大的可能性上，两性交媾关系便可以发展出许多变项。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就非生物自然状态所能解释，而是各个地方、各个时代，依不同的考量，形塑出不同的样貌来。因此，人的交媾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人文的。老虎，无论东北虎还是孟加拉虎，交媾状况都是一个样儿，人则各民族各地区不同，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古今也不同。两性交媾，遂因此而非自然生物之事，亦非仅两性之事，而是一种“人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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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上说“昔太古无常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有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上古男女无别，伏牺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佐伏牺以重万民之别，而民使不渎”（《竹书纪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号》）、“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生处”（《庄子·盗跖》）等，都是在描述人类交媾由原始自然如麋鹿一般的生物状态，发展到婚姻制度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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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它们形容，上古无婚姻制度，伏牺始定嫁娶之礼。有了这种礼，人才有父母、兄弟、夫妇、亲戚、上下等各种人伦关系。故婚姻制度亦可说是整个人伦礼制的起源或基础。《易》云“人伦肇端于夫妇”，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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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制度推源于伏牺，乃是认为婚姻制度形成于渔猎时期，故此时男子求欢于女，以俪皮为礼。动物求欢，多以力胜，如雄强暴雌，或两雄角斗，胜者才有交配权。人懂得奉物以求合欢，这就是以礼相待之道。后世婚礼，以聘以媒，均由此发展而来。故婚嫁之礼是人类极重要的人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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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书对于上古婚嫁之礼的描述毕竟过于简略。以俪皮为礼的，是谁向谁求欢呢？男求女或女求男？伏牺与女娲若是同母的血亲，则是后世所谓兄妹关系；兄妹关系在后世是不可婚的，伏牺时若可婚，则其制度必与后世不同。再者，嫁聚之制虽定，谁嫁谁娶呢？怎知古代一定是男娶女嫁而非女娶男嫁？又怎知古代即是一人嫁一人娶？换言之，婚嫁之制，本身就有许多可能性，中国古代究竟采何种制度，目前尚待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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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曾将人类婚制分成五种型态：一、血婚制：嫡系和旁系兄弟姐妹集体相互婚配。二、伙婚制：一群男子伙同与另一群女子婚配，同伙者不一定是亲属。三、偶婚制：一对配偶结婚，但不专限与固定配偶同居，婚姻关系只在双方愿意期间才有效。四、父权制：一男子与若干妻子婚配。五、专偶制：一对配偶共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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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种型态并非分列的，摩尔根认为它们有发展的顺序关系。第一种最古老，但至今已无遗存。第二种则是因氏族组织兴起，遏止血亲通婚之后才出现的。第三种，乃是氏族组织稳定的结果。第四种是进一步的发展，男人把妻子视为禁脔，女人在家族中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位，无平等之权利。第五种，是财产观念制度化使然，与财产继承权有关，男女地位已大体平等；此种制度约在三千年前即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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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基本采用了摩尔根这个讲法，认为一、二、五最为重要，二、四则为介乎中间的型态。大陆学界因受恩格斯之影响，有很长一段时期均以这个讲法来描述中国古代的婚制与权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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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讨论，缺点甚多：一、仅涉及“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而未能注意婚制与人伦关系、道德意识诸问题。二、这几种婚制中夹杂着由母系到父系氏族的转变。伙婚、偶婚、父权制都发生在氏族社会，可是伙婚、偶婚时期可能仍是母系，父权家长制家庭却是父系父权的。何以有此转变，摩尔根之理论无法解释。他以生产关系与财产继承问题解释母系到父系的办法，只适用于说明第五种婚制之兴起。三、相同的婚制并不必然形成相同的社会或文化内涵。同样是氏族组织，中西之氏族便大不相同；同样是专偶制，中国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也不同于欧美。摩尔根式的讨论，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套用其说以论中国古代文明，当然也就全然搔不着痒处了。四、各类婚制，只是“不同”还是“开化程度高下之差异”？例如摩梭族迄今仍不采专偶共居制，是否即代表了它尚未开化？过去不少人持“进化”的观点来看婚制，认为某些较文明，某些又较原始；也用此类观点看家庭型态，以为人类是由大家庭、复合式家庭向核心家庭演变。其实彼等所谓最文明最进步的制度，往往只是他自己活着的那个时代或社会采用的制度罢了。揆诸历史，西汉以核心家庭为多，东汉以聚族共居为盛，何尝是先大家庭而后再进化至核心小家庭？现代虽以专偶共居为法定婚制，又何尝无以此为虐政而希望采行他法者？故以婚制论文明开化之程度，如摩尔根之所云云，实多可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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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论古代社会，也不能无一假说以供讨论。目前参稽史料，佐以考古及人类学所见，略为勾勒，则古代的情况大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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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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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姓氏与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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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古史者大抵皆认为我国早期是母系社会，至尧舜时，正当母系社会末期，夏代则已由母系转为父系了。我则以为，母系父系并不是一线连接演变的，可能早期曾并存着父系与母系两种社会形态（更古远、无社会的“杂交”、“不知有父”不算在内）。所以父系社会里有母系社会的遗存，所谓母系社会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有关父系的事项（这点，在底下论“姓”、“氏”时也可看到，其演变状况并非一线直下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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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上古茫昧不可知，而夏为父系社会，已有考古出土资料可以证明，所以我们推测：尧舜以前或许确有一部分母系社会存在的事实，其具体遗迹之一即是“姓”字。某一具有共同血缘关系（此时的血缘来源多为一图腾）的族群，皆以母生为姓。原因是图腾的血缘传递只经由母系，故《国语·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共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族于黄帝，故皆为姬姓。”黄帝生二十五子，只二人与他同姓。可见姓是因母得姓，同姓者谓之同族，更可说明母系血缘族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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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语》又云：“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所谓德，就是图腾标记，以聚居地域或降生有关的事物为图腾符号，名之为姓，而姓又是由母系传递的。在这种情形下，族群的祖先并不是女人，而是图腾。图腾崇拜即是祖先崇拜，同姓族人皆自视为某一图腾之后裔，具有生命的共同性（solidar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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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社会学家斯本塞（Spencer）和纪伦（Gillen）1899年研究澳洲中部土著Arunta nation时发现：图腾社会中人并不采外婚制，妇女怀孕，只认为是接受了图腾的精灵所致，对父亲在生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漠视。同时，孩子出生后，母亲即推测他们可能是在哪个地方投生的，然后以那个地方的图腾来定为婴儿的标记。这三点，可能有助于我们对黄帝炎帝、姜嫄履大人迹、简狄吞玄鸟卵一类史事的了解。因此一般也假说上古为图腾制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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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图腾制并非男女两性的婚制，因为生殖并不被认为是由男女交媾而来，中国古代是否曾有此一制度，亦颇有争论。且无论如何，图腾信仰纵或有之，很快也被祖先崇拜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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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共同性与一体性，由图腾信仰（totemistic creeds）转移到祖先身上，祖先崇拜与宗庙制度便产生了，而这必须是父系氏族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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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的“氏”字，用为姓氏之氏，由来甚为久远，甲文有“氏”（后、下、二一、六）。而商代的氏族就甲骨资料看来，也超过两百个。所谓氏，与“示”本为一字。某些人以为示是祭天杆、氏族是以图腾祭的神示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氏族以图腾为宗神，作为他们的保护神。殊不知氏、示、宗、主、祊、祏、祖，皆与神主有关，故唐兰说：“卜辞示、宗、主实为一字。示之与主、宗之与宔皆一声之转也。《左》昭十八年传曰：‘主祏’，自即《说文》之宔祏，而庄十四年谓之宗祏。金文作册卣，谓之石宗。襄廿四年又谓之宗祏。明主宔即宗，而祏石即祊也。”（《释示宗及主》）示就是神主，是祖宗牌位。它的出现，应视为图腾社会一次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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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组织的结构，以母系为重。经由母亲将图腾传诸其子，于是，不但同族人皆属同一图腾裔子，生命的延续也只是图腾精灵之再生。如《诗经·商颂》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图腾遂成为祖先的象征。父系氏族中也表现了族群生命共同性与同一性的特征，但却以祖先取代了图腾，而且是父以传子、子以传孙。至此，图腾崇拜乃改为祖先崇拜，原先在图腾社会中画上图腾图像、建立图腾物以供崇拜的行为，亦改为立神主、立祖庙。“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宗庙于是乎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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