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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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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变迁下的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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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官之学为什么又会瓦解，变而为诸子百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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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整个周朝的礼制含有两个方面，一是宗法制度，二是官僚制度。这两个制度在周礼中被统合在一起，但两者本质上是有差异的，施行时间越久，其裂痕便越来越明显，终致分途。其次，是宗法封建本身便存在着瓦解变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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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先从宗法封建之变讲起。依孔子的说法，“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要定期朝觐贡献，若有不服，周王可以兴师讨伐，甚至执而诛杀。周王直接统治的王畿比任何诸侯国的封地都要大，而且是当时最为富庶的泾渭和伊洛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越到后来，王室统治的土地越来越小，其地位也急剧下降，不但不能维持昔日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连一个二等诸侯的地位也不如。诸侯各行其是，不把周王放在眼里，本来应该按照宗法制度向周王的贡献也几乎停止了。据《春秋》统计，在春秋242年里，鲁国国君向王室朝觐只有3次，鲁大夫聘周也只有4次。鲁国保存周礼最为完备，尚且如此非礼，其他诸侯僭越礼制的行径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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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之间，齐桓公灭国35个，楚庄王灭国26个，秦穆公灭国12个，此外，晋、楚等国也灭掉许多小国。大批的宗法家族被消灭，宗法制度日益成为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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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侯国内部，也有大批旧贵族被消灭。如晋国原有11家大贵族，其中有晋的同宗狐氏、韩氏、栾氏、郄氏，异姓的有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经过长期的斗争，剩下韩赵魏三家，最后由这三家瓜分公室，灭亡晋国。齐国原来也有许多贵族，如栾氏、国氏、高氏、鲍氏、晏氏、崔氏、庆氏、田氏，经过长期的斗争，最后田氏消灭了其他大族，取代姜姓齐国，建立田氏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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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宗法的精神是“亲亲”，可是政治上的实际的权力与利益竞争，往往压倒了亲亲之义。寻常百姓，争夺起家产来，尚且毫不顾惜亲情，何况王公？欲以亲亲之义维系政治秩序，其结果便是权力创造了新秩序而伤了亲亲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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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士食田”很难维持。战争的频繁、从军资格的松弛、征兵界限的缩小，使大量的平民涌入军队，士垄断甲士的局面也被打破。诸侯大夫在势力斗争中往往打破宗法界限，任用新兴的士人，亦使传统的士阶层失去了担任家臣的垄断地位。总之，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田地、宗庙和社会地位都受到冲击，当然就无法继续尽其宗法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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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法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久长的窘境。因为家产分数子，数子再各分数孙，数孙再各分数曾孙，越分越少，最后势必出现无田土可分的贵族，其实质便同于庶人。以周公自己为例。周公一直在周王室服务，实际没有其国。子伯禽代替周公封鲁，伯禽成为周公的继别者大宗，他的嫡长子也世世成为鲁国的继别者大宗。而在诸侯国内又实行分封，诸侯的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可是在他们自己的采邑内成为别子——始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成为士阶层。士还是别子为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成为继祢者小宗。再往下就无法再分封，因此也就无法再序宗法了。贵族凌夷，乃成必然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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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又有其不利于大宗的一面，它同时树立“尊尊”、“亲亲”的原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血缘关系的制约，它的发展总是有利于血缘相近的集团。以姓氏制度为例，同氏比同姓亲近，小范围的近亲比大范围的远亲亲近。周人于姓为姬，于氏则为周，太王这一支周人就比其他姬姓亲近。取得政权后，周族又进一步发展，新分化出的氏（族）就比其他氏（族）亲近，如对厉王以后的周室而言，郑比晋亲近，晋比鲁、卫亲近。因为鲁卫是文王的后裔，而晋是武王的后裔，郑则是厉王的后裔。所以东周之初，郑国地位最高，郑武公、郑庄公父子连任王室卿士，执掌朝政，有号令诸侯的权威。诸侯的氏（族）也进一步分化，新的氏（族）内部各支也比原来的氏（族）亲近，如对三桓来说，鲁桓公以前的公室支子（小宗）就没有他们之间亲近。可见氏是一种联系，又是一种分别，各氏之间隔着深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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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个规律，很自然地，小宗都在发展自己的宗法系统，都以自己的宗法关系为最亲近。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形成脱离大宗的趋势。诸侯都在发展自己的氏（族），由此而距离周王室越来越远；在诸侯国内，大夫们也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氏（族），由此形成了与诸侯大宗的分离倾向。可见，宗法制是自我否定的，它一方面要维护大宗的地位（尊尊），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小宗的宗法势力（亲亲），腐蚀和瓦解大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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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因素，合起来就构成了宗法封建之变。这是一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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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脉络，是官僚制度原先被镶嵌在宗法制中，但越发展到后来，官僚制就越呈脱离宗法封建另成体系之势，封建也逐渐变为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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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大国并吞小弱，新扩张的领土往往与他国接邻，具有战略意义，在这样的地区就出现了“县”。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前687），初县杜、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前598），楚子县陈。十二年（前597）郑伯逆楚子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前594），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以上均属此类。可知县制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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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时，郡也出现了。如《国语·晋语》：“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又《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之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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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不是封建邦国或采邑，而是官僚组织。春秋出现郡县，即标明其正在转变，由春秋至秦汉，正是由封建转向郡县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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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夷是在下、在野的意思，不是指夷人。西周后期逐渐衰落，制度逐渐瓦解，掌握着学术文化的礼官不断流佚，官学废弛，典籍散失、流落外方的不可胜数，至春秋时期已极严重。像史籍中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籍，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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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学的失坠，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灭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这个礼即指官学，野泛指民间。官学的废弛，典籍的散失，学官流落到民间，必然促进学术下移的进程。因此从西周末到春秋时期，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个在野的士阶层，他们拥有官府散失而一部分为民间保存着的文化典籍和知识。这是儒学与儒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后来百家之学兴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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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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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八讲 史学：史官与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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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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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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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之学，均由官吏职掌，而这些职掌的业务知识则存于其所掌理的文书档案。因此古人常说王官之学均由史掌。其实不是由史官所掌，而是王官之学具存于文书档案中，史则是主管文书典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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