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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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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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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史所司及其所典守者甚杂，整个官僚系统中，有司天之史、有司人事之史，前者如司祝司历，后者如司徒司马。不能说整个官僚系统的史官都共有、共传承一种史官之学，或所有史官都如太史一样，“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以书协礼事、小史以诗协礼法，明礼法、通诗书，应是史官之基本修养，但职掌不同，恐怕其世传之法即差异甚多，不能说大史小史女史州史闾史的道术内容都属于同一类或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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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讲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先生们往往弄不清楚这一点，遂以为九流皆出于史，亦即皆为王官之学的流裔，有同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的史官之学就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某些人更由此推论，谓太史抱天时知吉凶，又杂于星历卜祝之间，则史官之学自以知天道为特点，后世道家之学即源于此，故史官及道家又为九流诸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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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亦主此说，而后知其不然。这里涉及史官的分职和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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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之分职，是说史是执事之官而掌文献者，乃文官体系中的基本文官，所以《周官》释史说：“史掌官书以赞治”。百官官府之征令甚繁，分职也甚繁，不能说史都属一类人，也不能以后代特定分职的史官一职来想象。其次，古代立官较简，虽然《五行大义》卷五引《帝王世纪》，殷汤问伊挚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的道理，伊挚说：“三公智通于天地，应变于无穷，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通于地理，能通利不利，故九卿之事常在德。大夫通于人士，行内举绳，故大夫之事常在仁。元士知义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独专，故元士之事常在义。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矣。”（《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用道、德、仁、义来分说三公以下各官职，确实可能是殷代已有的事情，本段也或许是道家《伊尹》四十一篇的遗说，而由皇甫谧所保存的（见《海日楼札丛》四说）。但殷商时期立官分职之细密，无论如何不能与周相比。依卜辞所见，其官亦以卜祝为大宗。因此，殷商以来，史以星历卜祝为事，乃是传统的职能，也是早期政治较重视宗教祭祀的征象。后来设官越来越繁，史便不只限于宗教事务了。《周礼》所述，史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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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都鄙及万民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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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士夫之丧，赐谥读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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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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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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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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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礼、掌法、授时、典藏、策命、正名、书事、考察，都是史所负责的事。整个政治运作，显然也以史为轴心，礼、法、典均由史执掌，政治则是依法行政，不守法则刑辟诛考之。《周语》记载：“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太史赞王，王敬从之。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太史的提议，王须敬从之；王执事时，太史也要监临之。史在官僚制度中的地位，可以想见。此时政权的代表虽是帝王，可是实际施政责在卿宰，而史则是掌握治事之法的人。此法通贯着天时、丧祭、世系昭穆，史有早期宗教祭司般的神圣性，故其所执之礼法，虽王与诸侯亦皆不能不依循之。职官之生杀予夺、爵禄废置，也均须通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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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性法制型支配，关键即在于此。后来我国史官传统一向可独立于王权之外，自主运作，也本于这个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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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史所执之礼、所掌之法，是官僚制度中的文书法例。这些东西，既为法则典秩，即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随意乱来，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权》说“春秋之时，史官盖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举必书，又曰德刑礼义，无国不记。故一国君臣之大事，他国史策亦皆书之。如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知一国之事，非仅本国记之，他国之史官有共同之书法以记之矣”，确实不错。这就是所谓的“书法”，指各种史官书写的一套传统、惯例、规矩、格式。凡办过公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中，这类规格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任意书写或杜撰造假的空间。后来中国史学强调“直书”、“君举必书”以及“书法”，都是由这个地方发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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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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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旧法“世传”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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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所掌文籍，有些为邦国要典，有些为小单位的档案文书，性质并不一致。比较重要的就称为坟、典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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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考证，多谓“经”这个名称应始于战国末年，是诸子百家把他们推崇的文籍经典化以后才有这样的名称。其实不然。《国语·吴语》已说“挟枹秉经”，经之名，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有了。《老子》书中引古说，也往往说“经言”如何如何；荀子则更征引过“道经”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另外，《大略篇》云“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劝学篇》云“学恶夫始？恶夫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管子·戒》云“译其四经”等，都已提到经的名称，可见不是战国末年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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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纵或经这个字用的年代较晚，也并不代表古无经典，只是古或称坟或称典或用其他名称罢了。坟乃隆起堆高之意，正如“九丘”之“丘”，典则象册在几上，也是尊崇的意思，都是指文籍中比较重要的，也就是后世经典的含义，二者字义亦相通。如《礼记·曲礼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不就是经吗？《周礼》郑玄注“典，经也”即是此义。后来魏文侯师李悝，撰次诸国法，著为法经，见《晋书·刑法志》；韩非作内外《储说》云有经二十二篇；墨家也传《墨经》；《汉书·艺文志》则载老子有傅氏、徐氏、邻氏三家经传。凡此等等，均可见以“经”为经典的通称，在战国前期即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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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荀子《大略篇》言“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可知在荀子以前，《诗》已有传，而《史记·伯夷列传》所引佚诗传，似乎更显示了孔子前也许即已有了诗传。若然，则经传，也就是经典及其传述材料间的关系也是很早就形成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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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述，形式甚多，直引、径用或转引都很常见。如《墨子·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管子》说“择士必取好学孝慈”，又见《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襄子语，显然也都是传述古语。其他诸子百家说志曰、古云、圣人言等等甚多，大抵均是如此（见下图）。也就是说，各类史官所典守职管之文籍，后来便成为诸子百家奉行或传述的经典。而诸子引用经典、传述经典的方式，大概也就是王官世传其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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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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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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