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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化、变化、异化：文明转变与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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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总是变动的。无论是小变积为大变，或骤经震荡、幡然改途，变动其实正是历史之常态。可是历史中也不可能没有经常性的因素，不论变革如何剧烈，仍有许多文化是延续的、相同的。中国社会，不论如何变，也都与一个非洲国家不一样。故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种变与常的关系，在各个社会中都有。但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所显现的常与变之关系并不相同，人们处理常与变之方法也颇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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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目的在于探讨这种常与变的关系，所以太史公说他“欲通古今之变”，《文心雕龙》也有《通变篇》。通变乃史家之职责，而欲通古今之变，即需观察比较不同的历史变迁时期，析论其变迁状况及处变之方法，以了解变迁之轨迹并抽绎出应付变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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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何会变迁？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之改变，与文化变迁之关系为何？社会变迁等不等于文化变迁？社会又如何变迁？变迁的社会将如何处理它与其文化传统之关系？新社会中，文化传统之存续状况如何？这类问题都是极为复杂的。研究历史的人对此均不能不问。但史学毕竟不同于货郎儿细数破铜烂铁旧家当，虽知古今之事变，而不能通变。它固然不像科学那样，可以找到“通则”，然若不能从一些具体的个别事例中，抽提出一些具有理论意涵之总体意见，史学亦不能发挥其照明历史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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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化变迁的通则，盖难言也。略而言之，可从演化、变化、异化三种型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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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较容易明白，此说之基本模型是生物学，是把生物的演化史被挪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史。例如人是由猴子演化来的、鸟是由始祖鸟演化来的。后出者，即以前一生存型态为基础而发展成形，不断演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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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法中，包含了两个相反相成的观点。一是进步观，一是存留观。进步观，是说一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会逐步完善其自身，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所以人就比猴子聪明得多，现代人又比北京人能干得多。但另一方面，人固然在各方面都逐渐进化进步，终究仍是猴性不改，许多地方仍然像猴子一样。这就是存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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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两个观念也常被分开来强调或使用。近代西方孔德、史宾塞以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强调的就是进化观。在中国，则自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T. H. Huxley, 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之后，更是风行草偃，沛然蔚为风气，胡适的“适”字，即取义于此。依进化的观点看来，一切社会，既然都是不断进化的，则历史的演变，必有一必然的趋势，且后出转精，后必胜前。这个观念，在中文语汇中，也常用“发展”来表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之立名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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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大杰论发展，又加上了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死亡。他认为一个文体逐渐发展演化，将如一生物般，逐渐进化，但亦逐渐老死。这是吸收了斯宾格勒的意见。斯宾格勒（Oswald Spangler）在《西方之没落》一书中，要我们相信：一切文化之发展历程，也像有机体生物一样，它诞生、茁长、成熟、死亡，一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可改变。这是历史的自然规律，文学或文明亦不例外，一个文明不会开两次花。在西方，如布纳提尔（Ferdinand Brunetiere）、辛门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都曾借用过这套观念，畅论文学类型（文体）一旦发展到完全的阶段，就会衰退、凋零而后消失。刘大杰的看法，也与他们几乎完全一样。故他论散文兴起的原因是“文体本身发展的必然性”；论汉赋、唐诗、宋词兴起，原因也都是：“诗歌本身进化的历史性”、“文体本身发展的历史性”。总之，“每一段文学的产生，都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文体进化的历史性、即是“文学的生物性”。而且“文学的本身也正如一种有机体的生物，它的发展也可以看出由形成至于全盛、衰老以及僵化的过程。……四言诗衰于秦汉，后代虽偶有作者，即使费尽心力，终无法挽回那已成的衰颓，辞赋的命运也是如此。……七言古诗及律绝的新体诗……经过了（唐）那三百多年许多天才的努力，诗又到了衰老僵化的晚期，词体逐渐形成，于是到了五代宋朝，诗的地位就不能不让给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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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进化观的部分。存留观之发扬光大，则可推当代两性关系之研究。例如过去对男性比较喜欢在外边拈花惹草、女性比较注重家庭，男性比较主动、女性比较被动等，都可从社会面、文化面、政治面来解释，但现在则有许多人从生物演化的观点来说明，认为人类之行为与动物择偶之行为有诸多吻合之处，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生物学上的许多特性。在文化研究上，迩来常见的“历史积淀说”或谓“传统的积淀”云云亦是如此，指已进化到现代的中国人，仍在灵魂深处存留着野蛮、原始之动物性或传统性。但它与用生物演化理论来“解释”男女性态度者不同，采这种讲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刨根，把那仍存留在身体里的传统因素挖出来，以便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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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变化与演化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代表着断裂，是革命式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文化上这种革命的变化也并不罕见。俄国彼得大帝之变法、日本之明治维新或我国历史上都不乏先例，如唐宋变革期即是其中之一。据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变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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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归于君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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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由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变成全体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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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主权力的确定与加强。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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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地位之变化。贵族时期，人民辖于贵族；隋唐之际，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而直辖于国家，成为国家之佃客。中叶后，代以两税法，人民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地租亦改以钱纳，此是人民从奴隶佃客的地位获得释放。王安石新法，更确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利贷款及自由处分其土地收获物的权利，又将差役改成雇役。此皆可见人民与君主之关系，已变得直接、相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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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吏任用，已由贵族左右的九品中正，开放成为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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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朋党性质之变化。唐代朋党是贵族的权利斗争，宋以后则为政治上主张之不同而互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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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上的变化。唐是实物经济的时代，物价多用绢布来表示。宋改用铜钱与纸币，货币经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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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性质的变化。经学自中唐以后，一变汉晋师法，专以己意说经。文学亦力改六朝以来风气，贵族式文学变而为庶民式文学，其他音乐艺术等，亦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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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论唐宋变革的很多，立论也各有不同。但整体说来，正如内藤湖南所述唐代与宋代之所谓变革，是指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的全面改变。这样的改变，在我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四次：一是在殷周之际，即古代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描述的那种变革；二是在周末，经春秋战国而变至秦汉，贵族凌夷，封建邦国统一成为郡县制帝国；三是唐宋之际，结束了南北朝隋唐之门第社会，形成了如内藤湖南所说的那种变动；四是晚清民国这一段时期的改变。郡县制帝国瓦解为民主宪政体制，然后再革命成立共产专政体制，又迭经改革，变化仍在持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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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变化虽然显示了非演化的历史断裂状态，历史却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断裂。抽刀断水水更流，变化的时代，其前之传统及其后之变貌，二者之间其实有着极复杂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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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宋的变革来说，自中唐以后，整个宋文化的创新活动，是从一种自觉的反省精神发展而来。透过自觉的反省，进行了对传统的批判与价值的选择。例如，文学上批判六朝隋唐之骈文，而选择了秦汉古文，作为新时代的美感与价值新典范。古文这种文体，体制古、思想意识也古，且载负着被他们重新发掘选取出来的古人之道（所谓文以载道）。儒学上，批判汉魏以迄隋唐之经学，建立新的理学道统，并选撷表章《四书》，以代五经。诗歌方面，争辩何者方为“本色”，以黜伪显正。对于应走李白、杜甫、韩愈还是晚唐贾岛许浑之风格路向，也颇有争论，而逐渐建立了与唐诗风格分庭抗礼的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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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文化创建历程，至少有四点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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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的同时，也有着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与选择性继承。新变与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新变者固然批判现存之传统，就如同写古文者痛斥六朝隋唐俪体那样。但六朝骈俪相对于秦汉散体古文，却是新声；秦汉古文是更古的传统，或是同时也存在于六朝的另一个“笔”的传统。故反传统者，可能更深入了传统，亦可能是以传统来反传统。此时所谓的传统，其内部便充满了异质的因素。传统内部非主流之部分，也可能成为新文化创建时的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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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姿态是创新的；但对传统重作诠释及选取拥护时，其态度却是复古的。历来对于宋诗的理解，往往只看到了他们学古的一面，如钱锺书批评宋朝诗的“大判断”，即风格意境或整个艺术的大方向，仍在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身上或落入唐人势力范围，以致把学习古人诗错认为就是“学诗”。近人渐知此乃极大之误解，故极力强调宋诗之新变。而事实上两者是一体的，以复古求开新者，遂以开新为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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