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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170728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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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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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气呵成的中国古代建筑究竟有何特点呢？对此，不少学者已做过分析与概括。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史》中认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其中属于“结构取法及发展方面”的特征，有以下可注意者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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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木料为主要构材：凡一座建筑物皆因其材料而产生其结构法，更因此结构而产生其形式上之特征。世界它系建筑，多渐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故仅于石面浮雕木质构材之形，以为装饰，其主要造法则依石料垒砌之法，产生其形制。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造结构之直接表现。二是历用构架制之结构原则：既以木材为主，此结构原则乃为“梁柱式建筑”之“构架制”。此种构架制之特点，在使建筑物上部之一切荷载均由构架负担；承重者为其立柱与其梁枋，不借力于高墙厚壁之垒砌。建筑物中所有墙壁，无论其为砖石或为木板，均为“隔断墙”，非负重之部分。中国建筑之所以能在极不同之自然环境下始终适用，实有赖于此构架制之极大伸缩性也。三是以斗栱为结构之关键，并为度量单位：在木构架之横梁及立柱间过渡处，施横材方木相互垒叠，前后伸出作“斗栱”，与屋顶结构有密切关系，其功用在以伸出之栱承受上部结构之荷载，转纳于下部之立柱上，故为大建筑物所必用。后世斗栱之制日趋标准化，全部建筑物之权衡比例遂以横栱之“材”为度量单位，犹罗马建筑之柱式（Order），以柱径为度量单位。对于斗栱之认识，实为研究中国建筑者所必具之基础知识。四是外部轮廓之特异：外部特征明显，迥异于它系建筑，乃造成其自身风格之特素。中国建筑之外轮廓予人以优美之印象，且富于吸引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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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梁思成从建筑的结构取法与发展的角度，归纳出以木料为主要构材、以梁柱式为主要构架、以斗栱为结构之关键以及特异的外部轮廓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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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陈明达在谈及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可以从使用木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保持构架制原则、创造斗栱结构形式、实行单体建筑标准化、重视建筑组群平面布局、灵活安排空间布局、运用色彩装饰手段等方面来分析。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方面尽木材应用之能事，创造出独特的木结构形式，以此为骨架，既达到实际功能要求，同时又创造出优美的建筑形体，以及相应的建筑风格。以立柱和纵横梁枋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梁架，使建筑物上部荷载均经由梁架、立柱传递至基础。墙壁只起围护、分隔的作用，不承受荷载，所以门窗等的配置，不受墙壁承重能力的限制，有“墙倒屋不塌”之妙。用纵横相叠的短木和斗形方木相叠而成的向外挑悬的斗栱，本是立柱和横梁间的过渡构件，逐渐发展成为上下层柱网之间或柱网和屋顶梁架之间的整体构造层，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构造的巧妙形式。中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住宅等，往往是由若干单体建筑结合配置成组群。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轮廓均由阶基、屋身、屋顶三部分组成。各种单体建筑的各部分乃至用料、构件尺寸、彩画都是标准化、定型化的，在应用上，要遵照礼制的规定。中国古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原则是内向含蓄的，多层次的，力求均衡对称。建筑组群的一般平面布局取左右对称的原则，房屋在四周，中心为庭院。大规模建筑组群平面布局更加注重中轴线的建立，组合形式均根据中轴线发展。中国建筑的室内间隔可以用隔扇、门罩等各种便于安装、拆卸的活动构筑物，使室内空间既能够满足屋主自己的生活习惯，又能够在特殊情况下迅速改变空间划分。木结构建筑的梁柱框架，需要在木材表面施加油漆等防腐措施，由此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建筑油饰、彩画。陆续出现的琉璃屋顶、牌坊、照壁等，使中国建筑灿烂多彩，晶莹辉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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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桢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则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认为在建筑结构、组群布局、艺术形象、园林、城市、工官制度等方面，中国古代建筑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在结构方面：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结构方式，创造了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和外观，从原始社会末期起，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其中以抬梁式使用范围较广。木构架之外，中国建筑在砖、石结构方面也有不少成就。在组群布局方面：以木构架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在平面布局方面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与组群布局，大多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在艺术形象方面：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处理，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经验的积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不少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单座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部分构件，利用木构架的组合和各构件的形状及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达到建筑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二是组群建筑的艺术处理，随着组群的性质与规模大小，产生各种不同方式。其中宫殿、坛庙建筑，多以各种附属建筑来衬托主体建筑。三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室内装饰是随着起居习惯和装修、家具的演变而逐步发生变化。四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从春秋起，不断发展，大致到明代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手法。在园林方面：中国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因地制宜，掘池造山，布置房屋花木，并利用环境组织借景，构成富有自然风趣的园林。这种自然风趣的园林，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而是自然的艺术再现。在城市方面：中国的城市往往以宫室为主体，辅以官署和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以及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而构建起来的。城市的布局，尤其是都城的布局力求方正和对称，并以建筑物的体量和色彩来强调宫室为主体的城市中轴线的作用。也有不少城市采用因地制宜的布局方式，虽然城市轮廓并不规则，但道路系统仍力求整齐。在工官制度方面：中国古代的工官制度主要是掌管统治阶级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征工、征料与施工组织管理，同时对于总结经验，统一做法实行建筑“标准化”，也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如《营造法式》的编著就是工官制度的产物，它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之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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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傅熹年也从木结构建筑、院落式的布置、城市规划、自然山水式的园林布置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始终沿用木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开始为木建筑，后经一段发展转为砖石结构房屋。中国古代建筑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大都是院落式布置。主要建筑物都在纵轴线上，次要建筑左右对称地位于其前方两侧，以回廊或围墙围出矩形庭院。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基本的组合单元，较大建筑群组可在纵轴线上串联若干院落，每院称一“进”；更大的还可在主轴之侧加次要轴线一至数条，每条称为一“路”。各种不同规模的住宅、宫殿、衙署、寺观等就是这样组成的。中国至迟在商代已出现城市，在西周初和春秋、战国时都曾大量营建城市，形成根据政治、军事、经济需要，按一定规划分级建城的传统。中国有悠久的造园传统，而以兼供游赏、居住之用的城市山林型宅旁园最具特色。这种园林南北朝以后渐盛，宋以后受山水画和诗词的影响而日趋精巧，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其特点是崇尚自然，又不简单地模拟自然，而是追求中国山水画和诗词的意境，以略带写意的手法，创造更能概括自然山水之美之精髓的景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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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几种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可以从建筑结构、单体建筑、群体布局、工官制度四个方面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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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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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座建筑物皆因其材料而产生其结构法，更因此结构而产生其形式上之特征。”在这里，梁思成强调了建筑材料对建筑结构、形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以木料为主要构材，而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开始为木材料，后经一段发展转为砖石结构房屋，因而惯用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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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木构架结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不少优点：由于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分开，建筑物的重量全由木构架承托，墙壁只起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用，这样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便于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可以因地区寒暖之不同，随宜处理房屋的高度、墙壁的厚薄、选取何种材料，以及确定门窗的位置和大小。同时因木材的特有性质与构造节点有伸缩余地，即使墙倒而屋不塌，有利于提供安全保障，如可减少地震损害等。林木分布广泛，便于就地取材，且比砖石材料易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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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用木构架的优点，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料而不选择砖石等其他材料的原因。有的认为我国最早发祥地区——中原等黄土地区，多木材而少佳石，所以选择木构建筑，而石构建筑甚少。有的认为因为古人的生计基本上依靠农业，经济水平很低，因此尽管木结构房屋很易燃烧，几千年来仍然极力保留作为普遍使用的建筑方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也可以石材来构筑似于欧洲和西亚的巨大建筑物，不过石材大多被用之于陵墓、桥梁、道路等。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型的石筑建筑而运用木结构建筑，其原因是中国早期缺乏大量的奴隶劳动。对此，李允曾作了评述。他不同意“多木少石”的就地取材说，在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宫赋》的“蜀山兀，阿房出”的名句后，认为，阿房宫在陕西的咸阳，建筑用的是木材却是由四川千里迢迢地运去，说明了古代的重大建筑工程并不一定是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他也不同意“中国经济水平低下”说，认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水平或者说生产力水平是否低于其他国家呢？相信没有人下过这样的结论，而且在建筑历史上，并不是只有经济力量强大的国家和地区才去发展石头建筑的。他同样不同意“早期缺乏大量奴隶劳动”说，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同样可以调动大量的劳动力参加各种工程建设。最后他认为，中国建筑发展木结构的体系主要原因就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和最完善的形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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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角度分析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形成的原因，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傅熹年认为，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木构架技术是相当早熟的，砖石技术却相对晚出，其原因可能与铁工具使用较晚有关。从考古材料看，7000年前已出现榫卯搭接的木构架房屋。商周时期已有了木构架与夯土台基相结合的巨大的宫殿、台榭建筑，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物要求的局限。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砖石拱券结构技术，但很少运用于地面建筑。此时木构建筑技术已发展到能建造阿房宫、未央宫等宏大建筑群和高大的木楼阁建筑的水平，由木构建筑构成的庭院式布局也已基本定型，这足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魏晋以后，砖石材料使用稍多，但也只是作为木构建筑的陪衬和补充，以木结构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建筑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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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柱式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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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木材为主，便自然发展出了梁柱式构架。从上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的介绍中可以见到，这种梁柱式构架，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商周时期已初步完备并得到广泛采用，到了汉代发展得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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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构架方式上看，梁柱式构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抬梁式；二是穿斗式。抬梁式构架是在前后柱间架设承屋顶之重的大梁，梁上重叠数层逐层缩短的小梁，梁间用矮柱垫托，构成两面坡的屋架；在相邻两道屋架的柱间架设额枋，对应的各层梁头间架檩，檩上架椽，构成两坡顶房屋的空间骨架。穿斗式结构的屋架也是两面坡，与抬梁式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横向承重的梁，而把沿进深方向上的各柱随屋顶坡度升高，直接承檩，并用一种叫“串”的水平木枋穿过各柱，使之联成一体。抬梁式与穿斗式既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局限。如抬梁式能使室内空间宽敞，但用料要求较高；而穿斗式用料要求不太高，但它难以构筑大空间的建筑。不过，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建筑往往都采用抬梁式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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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梁式和穿斗式的相邻两组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为“间”，是房屋的基本单元。一座单体建筑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多间。以单体建筑为单元，通过组合形成各种院落。以院落为单元，可以构成规模不一的建筑组群。无论是村落还是城镇，都是由各种单体建筑、院落组群构成的。可以说，要了解中国建筑，首先要了解单体建筑开始，而要认识单体建筑，必须从了解构建单体建筑的木构架入手。所以，梁思成说：“我国建筑以木材为主要构材，其大木作制度，几可谓建筑结构之全部。观各时期大木作之蜕变，即可得中国建筑结构沿革之泰半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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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斗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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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特殊的构件。斗是斗形垫木块，栱是弓形短木，它们逐层纵横交错迭加成一组上大下小的托架，安置在柱头上用以承托梁架的荷载和向外挑出的屋檐。用纵横相叠的短木和斗形方木相叠而成的向外挑悬的斗栱，本是立柱和横梁间的过渡构件，逐渐发展成为上下层柱网之间或柱网和屋顶梁架之间的整体构造层，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构造的巧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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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屋檐挑出宽度以防雨，至迟汉代已出现从柱身逐层挑出横木以承托屋檐的斗栱。到了唐、宋，斗栱发展到高峰，从简单的垫托和挑檐构件发展成为联系梁枋置于柱网之上的一圈“井”字格形复合梁。它除了向外挑檐，向内承托天花板以外，主要功能是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成为大型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宋以后木构架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木构架结点上所用的斗栱逐渐减少。到了元、明、清，柱头间使用了额枋和随梁枋等，构架整体性加强，斗栱的形体变小，排列也比唐、宋时丛密，由原先二柱之间用一至二朵增加到四至六朵，结构作用减弱，而装饰性作用加强，形成显示等级差别的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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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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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栱还是木结构建筑的度量单位，并由此形成了模数制设计方法。这一特点至迟在唐代已形成，宋代成为定制。其方法是把常用为栱枋的构件——“材”分为八等，根据所建房屋的性质和规模选用，建筑的面宽、进深和构件断面都规定为材高的一定倍数。明清时改为以栱的宽度——“斗口”为基本模数。这种方法可以简化设计，甚至不需制图即可预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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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程时，我们把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看做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形成时期。确实，中国古代木架建筑经秦汉至南北朝，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趋向成熟，式样也渐臻定型。由于年代久远，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木构建筑已无存，但仿木的砖石构建筑或明器、画像留存不少。四川雅安高颐石阙便是突出一例。高颐石阙建于209年，它虽为当年陵寝建筑前的门阙，并且是用石构建筑构成，但它的细部采用了浮雕形式的仿木构，因而也可借以窥见当时木构建筑之一鳞半爪。高颐石阙由子母阙构成，母阙檐部具有三组完整的斗栱和3个单置的大斗，子阙部分只有两组斗栱和3个大斗，从这两个大小不同的阙所使用的斗栱中，似乎透露出匠师用材的意图。母阙的三组斗栱中，横栱的型制虽有弓臂和曲臂两种，但它们却都使用着共同的材和栔，且横栱的材高与上部枋子的材高完全相同。子阙的两组斗栱的栱与枋也有共同的材高。子阙与母阙的转角斗栱上均显现出枋子之断面，即“材”的大小。子阙与母阙的用材尺寸不同，但断面之高、宽比几乎相同，子阙用材的高、宽比为11.20∶10，母阙用材的高、宽比同样为11.20∶10。子阙与母阙已使用了不同的材分等第，且不同材分等第的用材高、宽比相同，由此推测，此时或许有了类似后世所称的“材分”概念。由于使用了不同等第的材分，高颐石阙比较成功地区别了母阙和子阙的不同尺度和体量。无论是在母阙还是子阙中，每一朵斗栱，不论栱的造型有何变化，当斗与栱或枋组合在一起时，都采用了同样的构造组合方式，将一材大小的断面嵌入斗口中，体现了木结构标准化的节点构造做法已基本成熟。值得注意的是，高颐石阙地处四川，是一座地方官吏墓葬的门阙，建筑等级并不算高，而却能体现出一些木构建筑用材的基本理念，可以想见，当时建筑中“材分”的运用已较为普遍。特别是在较难加工的石构件上，居然也能反映斗栱用材的大小差别，说明此时工匠对于材分的运用已达到较为的熟练程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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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隋唐后，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此时，不仅木结构的构架已完全成熟，而且中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斗栱也已相当复杂，敦煌盛唐壁画中的佛殿已用了柱头七铺作和补间五铺作斗栱，这和现存的晚唐时期佛光寺大殿斗栱出跳数完全相同。木构架和铺作越来越复杂，势必要求有更严格、更统一的尺度标准，以便把大量分别加工的构件拼装起来。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等现存木构架来看，唐代后期木构件用材已趋规格化、标准化，栱、枋断面接近3∶2。南禅寺大殿用材尺寸为25厘米×16.66厘米，佛光寺大殿用材尺寸为30厘米×20.5厘米，天台庵大殿为用材尺寸为18厘米×12厘米，比例都近于15∶10，和《营造法式》规定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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