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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因勇毅而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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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多面同样体现在侠崇尚勇毅的人格特征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与勇毅类似的坚卓人格，比如主流文化所提倡的齐天地备万物的“大人”人格，便称得上倔强挺拔。然而这种人格崇拜从本质上说是以摈斥尚武精神为前提的，认为文王既没、“文在于兹”的孔子就始终抱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31]，或尚忠勇，但绝无取一般意义上的武勇；道家更主张以柔克刚，无为而治，认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是为不争之德”[32]，“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33]。在这种价值观念陶甄下，中国人的传统明显拒斥匹夫之勇，它以修身养性知理识趣相高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婉娩柔弱的阴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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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诞生在“争于气力”的乱世，自其横空出世，就与这种婉娩柔弱了不相涉。似乎为有意构成对峙和互补，它始终提醒和暗示自己要当以威强立世，无论是孤身劫持齐桓的曹沫，一无反顾的荆轲，还是权行州域的剧孟、郭解，一个个都可谓“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34]。有的自己虽再无需舞刀弄枪，然手下厮养，多杀人不知主名的豪客，唯此之故，班固和荀悦把“意气高，作威于世”，“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作为侠的第一定义。站在法家立场上的韩非更以“侠以武犯禁”，将其作为亟须剪除的对象。他所看到的侠是怎样的呢？是“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强蛮[35]，他称这种强蛮为“行剑攻杀”的“暴傲之民”。[36]显然，一个“武”字大抵可概括出这一人群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作为一种基因，藉着唐以后历代文人的想象与催化，甚至衍生出众多武功逾常的超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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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强也好武勇也好，从根本上说首先基于一种以攻击和力量为表征的雄性特征。这种雄性特征其实是前及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类人所原本就有的。而就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当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分崩瓦解，争斗成为解决冲突的最好手段，这种崇尚攻击和力量的雄性特征就会受到鼓励和拓张。只要看春秋战国、东汉末年或隋唐之际侠的作派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如战国时要离为替吴王杀王子庆忌，不惜让吴王杀妻以示信于彼，然后乘人不备拔剑挺击，在三击不中的情况下最后伏剑自杀。他有一句名言，“士患不勇，不患不能成事”。汉董卓为健侠，性格粗猛，好带双鞬左右驰射，平生也唯勇力是尚，游羌中时尤多交当地豪帅。以后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又纵使手下烧杀劫掠，虐刑滥罚，在那个大动乱时代，竟左右了一时形势。鲁肃不治家事，招聚少年，射猎山中，讲习兵法，自己能剑穿盾牌，以力退敌。隋虞庆则尚气任侠，好披重铠，专事驰骋，攻击和力量仿佛成了他们的本色当行。以至历代文人咏侠，如张衡《西京赋》笔下的“都邑游侠”效“茂陵之原”、“阳陵之朱”，“悍虓豁，如虎如。睚眦虿芥，尸僵路隅”，任强至于无法无天。张华的《博陵王宫侠曲》写“任气侠”的“雄儿”“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也勇绝一世，意气非凡。即使到晚唐孟郊的《游侠行》仍不见气弱：“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尽管他们对这种勇猛悍顽的雄性特征有所夸张强化，但其真实性显然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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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推尚武力、张大攻击性力量的背后，还有高扬以力自任、不吝生死的追求在，唯其如此，他们的勇敢强悍才不仅表现为性情激烈，动辄刀兵相向，更表现为一种临危不惧，敢于赴汤蹈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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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春秋时曹沫在鲁庄公向齐桓公割地求和的盟会上孤身短剑，劫持不可一世的齐桓霸主，迫令其无条件退还所占鲁地，如此一人之大勇可与一国之军相抵，乃至凌驾乎其上，所张大的正是一种决心和意志。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其死后隐姓埋名，自为刑人，又漆身变容，吞炭变音，数次接近仇敌赵襄子而未成事，最后伏剑自刎，也是受了这种决心和意志的发动。还有毛遂，当秦军进攻赵国包围邯郸，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欲挑二十位文武兼备的门客同去说服楚王合纵援手，他自荐前往。后见谈判无进展，而随行一众都手足无措，挺身历阶而上，按剑告诫意欲斥退他的楚王，在十步之内无法倚多为胜，然后力陈合纵非仅为赵亦复为楚的理由，把个楚王说得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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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雎也是一位孤胆英雄式的人物。秦王欲强以五百里地和魏安陵交换，安陵君不允，派唐雎出使说明。秦王知自己所请遭拒，便以“天子一怒，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雎当即以“布衣之怒”予以反击，秦王鄙夷地戏称那不过是去帽脱鞋以头抢地而已。唐雎纠正道：那只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说完挺剑而起，把秦王吓得面无人色，长跪而谢，就知明白何以韩、魏可亡而安陵以五十里地独存。这种以强权为对手，明知会有牺牲，仍抱必胜之信念，正是侠者决心和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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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些游侠先驱有的本不以勇力见长，即以前及要离言，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轼，几令吴王怀疑能否担当复仇重任。而毛遂若真有一身绝技或盖世气力的话，求贤若渴的平原君也不至于一无所知。至于唐雎，不过一介使臣耳。然而真所谓“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37]，他们所依恃的正是一种贯注一身的心力和斗志，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的超人般的意志力。张良也是如此，长着一副妇人好女的相貌，却侠气难忤，为报灭国之仇，趁秦皇东游经博浪沙，与力士共出狙击，其所赖的也非纯然的攻击力，而是意志力。对此，苏轼曾用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来解释，认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38]。而梁启超说得更为明白：“夫武士道，非膂力之谓，心力之谓也”，并据此推崇他为“天下之大侠”[39]。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是“杀身而不悔，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的真英雄[40]，他们为行一己之志而奋起一决，从而给侠的人格平添一种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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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不少侠义小说往往突出强调侠在气力和武艺方面的逾常能力，强调“以武行侠”的观念，甚至将这种逾常能力具象化为一柄神力无比变幻莫测的飞剑，像《聂隐娘》、《红线》、《昆仑奴》、《京西店老人》等作品描写的侠客都神勇过人，尤其以神奇剑术见长。以后的武侠小说更竭尽一切想象之可能，通过将武术的技击、内功与其他种种道术、幻术杂糅来发挥侠客的潜能，以张大其超凡的威力，并希望依仗这样的威力来处决是非，主持公道。许多咏侠诗也常着意铺排侠客的“负剑远行游”[41]，所谓“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42]，“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43]，“仗剑出门去，杀人辽水上”[44]，而对其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胆魄不免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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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还是有人认识到侠勇毅人格的根本所在，所以他们笔下的剑意象越来越抽象为一种风神，一种气概，对有形之剑的超越成为他们强调的重点。如明人陈允纶就在《行路难》中喊出：“游侠何须仗剑行”，李贽则借《昆仑奴》为由头，明言“剑安得有侠也？人能侠剑，剑又安能侠人？人而侠剑，直匹夫之雄耳，西楚霸王所谓‘学剑不成，去，学万人敌’者是也。夫万人之敌，岂一剑之任耶！彼以剑侠称烈士者，真可谓不识侠者矣”[45]。他认为历代人仅以剑侠称昆仑奴是偏颇的，侠之为侠并不体现在他手中那柄剑上，而侠之剑之所以锐不可当也恰恰因为它为侠逾常的本质所统驭。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侠者光知道修炼剑术是不够的，那样成就的不过是匹夫之勇，必须修炼侠之为侠的根本，才能据以临大敌，成大事。显然，他所指的敌万人之资就是苏轼所说的“过人之节”。他甚至感叹：“呜呼！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对所谓忠孝节义的理解与世儒有很大不同，认为这些人在为实现目标，甘愿承担任何苦难的逾常意志上正与侠相通，从而确认了侠威强的人格精神正基于一种超人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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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意志坚强是否就是侠者勇毅人格的全部呢？或者说仅指出游侠意志坚强是否算全面把握了这种人格的整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较为深入全面的说法应该是，侠以威强立世，还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义”。或者说，他们之性情激烈、意志坚强正是为了维护这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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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什么？历来颇多异说，而且“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46]。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会同意“义”是区别侠之真伪的分水岭。人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超越性动机”概念，相对于“缺乏性动机”，它指人受存在价值而不是基本需要支配走向自我实现的动力，是人在基本需要满足后，受到存在价值激发而产生的崇高行为的根本动因。如果用在对侠的分析上，“义”就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超越性动机”，所谓“至行过人”谓之“义”[47]，它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守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标准，更指人在走向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遵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或超道德要求。它无关个人在现世界的各种需求，而仅基于正义、秩序以及真善美这样的理想原则，是对这种原则的忠于和执守。而那些纯粹出于私利奋身争斗睚眦杀人的凶侠豪猾勇则勇矣，不过基于动物本能，逞血气之勇，是真正的侠所坚决不取的。古人说：“血气之勇不可有，有则足以偾事；义理之勇不可无，无则难以卫道”[48]，侠的勇毅，庶几近之。要之，正如中国人所讲之德十居八九是私德，中国人所讲之义也尤多私义，而侠独尚公义，所以至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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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侠以义驭勇的人格魅力的，是他们能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天下百姓的利益奋起抗争，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勇与义惧，义无反顾。李贽曾经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49]上面举述的那些游侠先驱虽行迹各异，绝大多数就称得上是这样的“侠忠”、“侠义”之士，他们感于恩义，慷慨赴死，面对不可一世的君主和不可理喻的强权，挺身维护他人的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之仇之急，大而为天下苍生之苦之厄，具有敢于一力担当苦难的勇气和坚毅，这才是构成他们侠勇人格的全部内涵。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曾将曹沫与专诸、聂政作了区别，称“曹子一怒以安国家、定社稷，伟哉，旷古之奇功也”；“夫专、聂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报之，侠则侠矣，而于大局何与也”，因而将曹沫标举为“其千古武士道之模范矣”。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又称赏战国时向平原君力陈帝秦之祸的鲁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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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折梁使，存赵国，其词气之间，一何凛然其不可犯也，其权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圆满也，秦将闻之而为退却，盖浩然之气，有以胜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鲁仲连先生，于齐于赵，两见之矣，先生真墨者之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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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鲁仲连以一介书生，敢任天下排难解纷之重，不畏强秦，救赵利齐，事后又能却富贵而不取，所以梁氏将他目为“天下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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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司马迁以下历代人对战国四公子的评说，往往多肯定信陵君魏无忌，亦是因其能为祖国的根本利益不避艰险。时魏王畏秦强大，不敢发兵救赵，他得夷门监者侯嬴所献盗窃兵符计，又派勇士朱亥椎杀大将晋鄙，夺其军而与力量雄厚的秦军决战。尽管这样做很可能遭致杀身之祸，但他在所不惜。他的虚己下士，广交博纳，无非是为了尽众宾客之能以效力国家。如先前被他倾身相接的毛、薛二公，就曾在他出亡期间执义敦促他回国御敌，致其很快联络各路诸侯，破秦军于黄河以南，并乘胜逐其于函谷关之外。司马迁对他这种救人于厄、存亡死生的豪举十分赞赏，所以为孟尝、平原、春申三君立传时皆以封邑系，独于他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并以魏亡缀于传末，以示其一身出处有关一国之存亡。后人就此多有论赞，如明人王世贞就说：“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50]清人洪亮吉也说：“尝读存韩一书，实尽六国之形势，而知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自喜，略无关国是哉。”[51]李晚芳说得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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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定。得侯生而救赵之功成，救赵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摈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则祖宗之国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强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谋卓见，足以赞其存魏强魏之功。故未任事，则天下畏其贤而多客，不敢窥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辄退走不迭，而天下诸侯皆亲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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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平原、春申三人未必少侠行，但用为国为己的标尺衡量，信陵君的形象的确要高大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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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忠勇人格的游侠在战国以后仍不时可见到。如李德裕《豪侠论》中就提出过一个气义相兼的理想人物，汉武帝时的大臣汲黯。汲黯为人“性倨，少礼”，以此不被士人亲附。但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在任主爵都尉、列位九卿前，就因数切谏，不为朝廷所容，外放东海太守。再度入朝后仍不易故性，每持大节，无丝毫苟且。时武帝召聚文学儒者以示崇礼，刚说到“吾欲”二字即被他打断，“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言说得武帝窘急无言，变色罢朝。群臣见了都责怪他无礼，他却认为：“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对武帝征伐四夷、盐铁官营、任用酷吏等方针政策都提出过反对意见，对武帝亲用的儒臣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不但无巴结之态，相反伉厉守高，直斥为怀诈巧诋。武帝虽不能忍受，尚知他为人梗正，故推称为“社稷之臣”，平时只要他入朝，不冠不见，一次因未及穿戴，只好躲入武帐让内侍传话，对他敬畏如此。淮南王刘长为人张狂，于汉廷公卿也只怕他一人，为此深藏奸谋，不敢轻易谋反。很显然，汲黯仗着纯刚至正之气，卓然立于汉廷，凡事秉义而尽职，不畏强权，不佞奸邪，较之同时公孙弘之流为利禄所迷，外饰仁义而内行巧诈，其人格之峭直无私，不知要好出多少。李晚芳《读史管窥》曾慨叹他“不畏威，不惧祸，不知君之怒，不知人之忌，断断然独岳立于如狂如沸之朝而不少挠，令百世下读之……可以兴廉，可以立懦”，对他表现出来的勇毅人格给予由衷的赞赏。在这一类忠勇之侠身上，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对侠人格的影响，但更多还是基于侠的原则，体现了侠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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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关头，这种忠勇人格对历代游侠或任侠之士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砥砺他们的志节，在他们心底唤出一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此陆游《剑客行》所谓的“细仇何足问，大耻同愤切”。如宋靖康年间率众抗金的孙益，宋末助文天祥抗元的诸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抵抗倭寇来犯的杜槐、谢介夫，明末随袁崇焕镇守三边的参将李云龙等人，他们虽身任微职，或仅一介布衣，但当邦危时难，都能不苟为趋避，临大节而意气不屈，慷慨赴救，奋身捐躯，遗生行义，就死如归，从广义上说也都称得上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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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末文天祥帅下诸烈士为例，咸淳、德祐年间，国势日危，有诏勤王，时文天祥正守赣州，即日举兵。他曾向陈继周问计，陈慨然陈言，具道闾里豪杰子弟可用。这些闾里豪杰中有不少布衣匹夫之侠，他们感于先辈豪侠的节行，甘受驱使，充为战士。其中如吉水人邹讽“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即为大义所感，从文天祥勤王。及文被执，又自杀殉国。杜浒“少负气任侠”，德祐元年，纠集民兵四千人往从文天祥，兵败被执，忧愤而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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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江南一带读书人感于国事，也多负气自强。如松陵沈自炳当弘光朝覆亡，即与弟设坛建旗，倡为义师，造渔船千艘于湖，部伍乡民。这些乡民皆倜傥负奇气，大败清兵于长白荡。后沈自炳失败赴水，年仅四十四岁，可谓大具侠性。而其弟自“貌枯羸而性跌宕，好任侠，所交皆奇杰士。时四方兵起，自屡以救时切务陈当事……及兵愦，亦赴水死，年四十”[54]，简直就是一个豪侠。一直到清末，被唐才常称为“浏阳义侠”的谭嗣同，还在倡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55]。他们真正担负起了拯救社会的责任，同时也使得世人通过他们，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真正体验到了强者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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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述宇在分析《水浒传》时，曾指出小说中能满足读者的英雄人物大抵皆具备两个条件，一为逾常的能力，一为善良正义。[56]他说的固然是读者对英雄的期待，然也是真实世界里侠之为侠的根本。指出侠者须有逾常的能力，此固人所周知，指出侠还须有善良正义，则正基于对侠者节操与追求的强调。因为正是有善良和正义为前提，他们逾常的能力才不仅止于膂力和武艺，而升华为一种意志和心力。它更多执著于一种理想目标，敢于承担挫败和苦难，甚至折磨和死亡。也正赖此，他们成为民众心目中真正的拯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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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成其人格基质的刚强勇毅，洋溢着丰沛的原始生命力，给总体上呈阴柔特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粗放的阳刚因子，尤其当这个社会从制度设计到意识形态日益走向僵化，这种异质性的基质对引导人突破卑弱人性的局限，乃至冲破习惯的桎梏，反抗社会的不公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刚强勇毅的基质里也渗透着一种嗜血的冷厉与残酷。按照荣格的阴影原型理论，它是人格中接近于动物的蛮性遗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至今割不去的无形尾巴。在这种蛮性遗存笼盖下的侠的好勇斗狠，往往具有相当的破坏性。而这与前及其对周游交结的不当处置一样，向人们揭示了侠人格构成中复杂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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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言及侠睚眦杀人的问题，《西京赋》中所描绘的游侠凶狠好斗、杀人越货，连最轻微的冒犯也要报还的劣行，在当时并不鲜见。《淮南子·人间训》就记载一则故事，说有一群游侠某日相呼拥行，经过一栋高楼，楼主人虞氏其时正在楼上设酒宴客，不巧一只飞鸢掠过，掉下一只腐鼠，恰好打中其中一人的脑袋，众侠大怒，认定这是虞氏有意侮辱，当夜袭杀了他全家。若说这仅仅是个故事，那么汉代大侠原涉“睚眦尘中，触死者甚多”，其门下“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以至有人骂他“奸人之雄”，门下之客就会“即时刺杀言者”，便是见诸史书的真实记载。又如郭解少时阴贼，杀人无数。有一儒生背地里说他“专以奸犯公法”，不劳他动手，门客便已“杀此生，断其舌”。显然，这种行为纵使未经他的允许，也必能得到他的鼓励。《汉书·酷吏传》曾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这些侠少仗着几分勇力，“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专干一些借躯报仇、持吏长短的恶事，且攻剽打劫，滥杀无辜，更一无侠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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