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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烈士徇名意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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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是把名誉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一类人。俗谓“人貌荣名，岂有既乎”，说的是人以颜状为貌，这种貌总有凋落衰败的时候；唯用荣名为修饰，才能永葆形象的长久。以此之故，所谓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这种信念成了侠好自树立、刻意自励，乃至临难不苟、不爱其躯的精神支撑。当初韩非已将“立节操，以显其名”列为侠的基本特征之一，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更称其“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对其“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表示由衷的称赏。因此，可以说对名节的爱重是贯彻在侠所有的行动中的。对它的处置方式，构成识别侠与其他社会流品人格特征的重要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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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为，爱惜名节刻意自励并非侠所专有，如东汉士人笃尚志气，敦励名节，曾鼓动社会淳良之风气，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当时宦官专政、政治昏聩进行强有力的抨击。那些后来身陷党锢的士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都颇有刻意自励的色彩。陈蕃为实现“当扫除天下”之志而死于阉寺之手，李密、魏朗敦励名节而自尽于狱中，李膺、范滂“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自诣诏狱就系，都表现了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节概。而更多人因“重其名行”，在救护张俭时不惜“破家相容”的动人场面，还让范晔联想到“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63]。因此，将他们视作重名节有甚于生命的一群自然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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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士人这种砥砺名节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所承有自，更多与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有关。如儒家成仁取义的圣贤人格是整个士大夫阶层所遵行履践的理想范型，长期以来对士人的人格建构产生过深久的影响。而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所孕育出的抗志尘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流意识，更深入士人的骨髓。因与儒家的渊源关系，说侠的修行砥名与之全然无关当然是不对的[64]，但要将两者视为一事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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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士人或士大夫的笃尚志气、敦励名节，借用刘若愚的话来说，“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他们“依仁蹈义，舍命不谕”[65]，所高扬的道德主体性是以“内圣外王”为依托，以正统的社会规范和政治伦理为内涵的，因而他们对个体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维持，往往以道义为出发点，具有强烈的伦理指向和政治目的，有时甚至还不脱功利的计议。而侠则不然，因多出身平民，又长期生活了低层，他们的修行砥名就多施诸与伦理、政治相距较远的一般社会生活，并基本上排拒诸如依仁蹈义、修齐治平乃或端凝自持和仁厚谨重等传统伦理讲求，而仅以纯粹出乎一己个性与意志的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慷慨倜傥、跅弛桀骜等风范自励，此即何焯所说的“其行有清浊”。杨联陞曾经分析说，儒家是用个别修改普遍，而侠则多依普遍原则行事。何谓普遍？不分主义，不论派别，包括不为一家一姓利益拘限之谓也。从这意义上说，侠是有着更为高远目标和更广泛追求的一群人。这就是其上焉者为何必怀博大的同情心，而不仅仅拘限于君臣大节、父子亲情以及中庸等原则的原因，也是其无论亲疏远近、识与不识，一旦订交即忠于所托，言信行果，救人困厄至于不惜其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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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侠的树名立节，爱重声誉，首先是出乎对个人自尊的维护，这种维护绝对纯粹，不依一时一地之变化更改，显出可放之于一切情境的普遍意义。《晏子春秋》所载二桃杀三士事，很可用来说明这一点。齐景公身边有三位搏虎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对晏子不恭陷入困境。景公受晏子指点，派人送去两只桃子，让他们计功食桃。三人明白景公之意，想及如不受桃，意味着承认自己无功而不勇；如果受桃，人多桃少，势必会有一番死斗，不免仰天而叹。先是公孙接、田开疆各各表功一番，援桃而起。接着古冶子慷慨陈词，历述自己护君济河、力斩巨鼋之举，以为无人可比，抽剑命二子返桃。公孙接、田开疆以为勇不如人，功亦有所不及，取桃不让是贪，不能赴死是无勇，于是送还桃子后都引颈自刎。古冶子见二子均死而己独存，深感自己不仁；说他人不行自己行，又不义；只悔恨自己的行为而不能赴死，更不勇，最后竟也返桃自刎。三士为证实自己有功有勇之名誉，决不作无谓的“恕让”，明知结局已定仍求一争，争之不过便求存勇而死；终于争得者，也因失却对手，有可能落下不仁不义不勇之名而一死了之。其爱重名誉，准确地说是爱重身后之名到这个程度，绝非一般人可比。梁启超尝赞其“重名誉而能下人”，其实这所谓“下人”，在他们来说也正出于对自己名誉的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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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游侠先驱之重名决不仅此一例。当时的侠以为名誉一玷，犹如妇人遭人强暴，其耻终身不可洗刷，非死无以自明的大有其人。战国时，燕国侠士田光仅因太子丹跟他密谋刺秦时，多叮嘱了一句不得泄密，便感到未得对方绝对信任，为保全作为侠士的名节，不惜以死示信，也是典型的例子。后世武林中，像这样为捍卫一己自尊，宁愿以生命换取声名荣誉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一种绝对维护自己的行为动机、个人意愿和理想目标的心理倾向，人格的含义本就指个体身上那种稳定的反应倾向。由此看看他们人格特质的根底，显然更多关心一己之荣辱，而与东汉士人为“正天下之风”，“杀生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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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名誉的求得主要仰赖一己的行为，且这行为如果具有儒家所说的兼济性质，也主要通过“立功”的手段取得，而非假“立德”来实现。譬如说，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一些侠往往会抗志请缨，弃家捐躯，慷慨赴救，他们的壮举就更多建立在个人的成就动机基础上，与传统士大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6]，不可同日而语。如唐代侠士纷纷远赴边塞，实际上就与他们困顿仕途，坎壈功名，不得不别途他求，欲在边地“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67]有关。尤其“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蒿、李适等人，亦皆自边帅入相”[68]，著名文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也因从征入幕而得跻身公卿，这使得“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69]。侠厕身其间，自然在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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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也同样存在。大约自明中叶起，北方边境几乎年年为俺答所扰，东南沿海则迭遭倭祸之苦，为数不少的士大夫多有径往边关作侠游的，一时间竟蔚成风气，而侠更是不落人后，前者如“纵疏不为儒缚”的徐渭，“岳岳不少阿唯”的沈明臣，“少年倜傥自负”的王寅，都曾入胡宗宪幕，自谓“本是浮云婿，宁为孟浪儿”的林章，则“十二扬鞭走上关，十三献策论平蛮”，“尝走塞上”，屡屡抗志请缨；后者如吴中“重气任侠”的沈璜，“尝游辽左，督师汝南公延致幕下。剧论兵事，往往屈其坐客”，福清大侠何璧，也随邑令张涛“开府于辽”，“求用甚急”[70]。他们的汲汲求用于世完全是为了自证价值，因此在所作游侠诗中，会将金殿受赏、燕山勒名看作自我实现的标志。倘若“男儿舍心还舍头，舍头未得还封侯”，在他们是会耿耿于怀意气难平的。而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或“归来不受赏”，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解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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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多游侠的“立功”并不一定与兼济天下发生关系，而主要通过见诸日常的任侠行为来砥砺名节，求取声誉。如前及汉代长安的名侠萭章，人称“城西萭子夏”，他和中书令石显是密友。成帝即位后，石显因专权擅势罪被削职为民，递解原籍前很想将一笔数百万的巨额财产留给他。接受权贵富豪的馈赠对侠而言本是稀松平常之事，然而萭章却怎么也不肯接受。人问其故，答以自己在人失势时既无力解救，反受其家产，是将人之祸用为己之福，不仅有悖侠义原则，也有损自己形象。此前，因刻意砥砺，他的名声已传得很远，以至从京兆尹上朝，朝中诸侯贵人都只向他行礼，而无一人与京兆尹接言。他不觉得较之名声，财货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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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代，人称“晴溪先生”的吴霁向慕古游侠为人，平居言行必以侠义为准。因他好管闲事，遇人犯错必上前指斥，人有纠纷必出力摆平，所以人有急难，必曰：“曷不以闻晴溪翁”；有非理犯义，则又动色相诫：“是乌可令晴溪翁闻也”。某次，乡里一屠夫酗酒行凶，凌暴主人，遭他叱责后又气又恼，饮毒酒自尽，他即自投官府，把事情统统揽在自己身上。说起来，他并非直接责任者，完全不必这么做，但他意识到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便很自然地拿出侠者的担当。故李日华在为他作传时，对这种侠举予以高度的评价，称“人皆推先生如古陈太丘、王彦方、范希文之为人，先生即羞称节侠乎？顾其耿耿自树，令疏戚倚以为重，又宁在季布、郭解下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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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还别有一种情况，即对有些侠而言，一般以侠行传誉人口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或者说，这种立名方式乃至对名的处置在他们看来还显不出侠之为侠的特异。刘若愚《中国之侠》引述过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爵士的一个观点，即与西方英雄诗重点描写骑士为求名誉而实施行动不同，中国侠客诗的着重点更在侠义行为的动机，虽然追求名誉也是动机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动机。这一比较其实道出了侠对待名誉最深一层的知觉和理解，即在他们心目中，名誉不过是一个人志节操行的外化形式，名之所立关键还在人的志洁行正。对自我来说，重要的是修养其高洁的操守，实现其高远的志向，这样去做了，自然就能获得价值；相反，舍本逐末，沽名钓誉，为虚诈之行，反而是志行的污点。因此，他们以急义好施的动机作为立身行世的准绳，行动是他们自我实现的全部内涵，而名誉不过是行动的附着物，行动以后未曾料想到的一种结果而已。由此，他们常常施恩于不报之所，既不求为人所知，更不愿自我张扬。这显然是一种超乎一般道德水平的高尚境界。他们的修行砥名也正以张扬这种超道德人格魅力为准的。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和真心钦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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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代大侠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唯恐碰到那些受过自己好处的人，听他们说感激颂扬之辞。他救了季布，待季布为官后便终生不见，唯恐有挟德攀高之嫌。想来一个人倘心中不以施德于人自矜，是不怕再与那些对自己满怀善意的人相对的；而一个人从未想到过贪图私利，获取报偿，当其与权贵交结，也未必就会被人目为趋炎附势。揆之常情常理，这是十分显然的。以此看朱家，由其藏活豪杰庸人无数，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且终不伐己能，歆己德；家中又无余财，虽与汝阴侯交好，仍过着简朴的生活等方面来看，他决不是那种向慕富贵、以小惠求大得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刻意绳检，欿然若不足，无非是要将侠的节义贯彻始终，让世人看到一种纯粹而修洁的侠者人格，这种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不满足以常情常理作为照奉的言行的标杆。在常人不能施为的地方，他们必求有一番作为，脱人死，救人急，解人难；在常人不以为意或极易轻弃忽略的地方，他们必折进一层，以求有更充分的表现，求得更完满的结果。而他们自己或不求回报，或根本就不语姓名，他们的自我实现是完全自足的。朱家这么做了，所以能在邹鲁圣人之邦、礼教隆盛之区，特然以侠立名，“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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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是这样，以后许多侠同样以此相尚。如三国魏时有祝公道，和贾逵素不相识。贾守绛邑，强盗来犯，久攻而下，知其才名，想纳为部将，贾不为所动，叱以“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盗魁郭援无法，只得将他囚于土窖，覆以车轮，使人固守，打算过后将他处死。贾逵绝望地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祝公道在旁，为其正义所感，当夜将他救出。贾逵十分感激，欲请名姓以图后报，但他坚辞不说。以至郭援兵败，才从他人处得知。后祝公道因事入狱，罪当诛，仍不求已任要职的贾逵解救。这种救人急难，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慕义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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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这种自我实现自足到可以摆脱任何外在标准的地步，侠就完全名士化了，五代黄子野的逃名于世就是一典型的例子。他早年随父行商于杭州。父亲因事赶往他郡，留他在家看货。某天有一叫王伾的人在罗刹江翻船遇险，被他看见，奋臂大呼“能生得人者，予百金”。当一渔夫应声入水救起王伾，他当即拿出价值百金的行装相赠。其父回来得知详情，颇无语。为此他好长时间不得安心，觉得自己行义得侠名，而使苦心经营的父亲蒙受损失，算不得义，便不辞而别，意欲别处帮佣，赚钱养亲。主人从他人处得知原委，有意成全其志，给以两倍的工钱。他用此作本金，慢慢积下一大笔财富，一半赡养双亲，一半散赈给朋友，自己则开始潜心卷帙，修养德行。有人劝他出仕，他不愿意。想到名声在外总是麻烦，便烧了文章，变换名姓，弃家避迹于方山。后被他救起的王伾做了散骑常侍，派人前来召请，他听说后悄悄地逃走了。王伾没法，只好嘱咐地方官小心察访，终于在阳歧江边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江上披蓑独钓，扣舷而歌。来察访的小吏随他到家，但见家徒四壁，除一部《周易》外，别无长物。小吏告以王伾美意，他听后佯装高兴，约定次日在传舍会面，一同上路去见王伾。第二天，那人准备好车辆，在传舍早早等候，可等了一整天也未见人影。赶去他家一看，只见书币封识如故，人已不见踪迹。原来，他又一次不告而他徙。如此修淡泊之志行，弃世俗之令名，刻意自励到这个程度，已全然是魏晋高隐的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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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侠因义立节，依节行事，又以行获名，由名辖节，终得以急义好施的热肠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建立起超乎一般人群的高尚志节。他们的行动因着这种志节的确立而由自发走向自觉，曾感召了无数人。追仿者自然亦步亦趋，力求彰显其志，张大其义；向慕者同样刻意自励，群起而效之；广大的仰赖者更是奔走呼号，翘首企盼。这种上至公侯权贵，下至大盗巨寇，莫不感佩钦服、乐与交通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道德伦序观念失去庄严，令人们对神圣的教化失去信仰，进而对朝廷与官府失去敬畏，结果自然引来统治者和享利集团的戒惕。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在公众社会所建立的形象和声誉，反过来对他们自己又起到一种激励和范导作用，无论是侠林还是武林，都以名节为号召，以相类似的道德标准作规约，以至盗亦重名，亦有遵行不爽之道，这多少是有利于侠义人格的推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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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侠修行砥名既有刻意自励的成分，有时自不免流于故意示高的作伪。如前面提到的郭解，依本性是一个阴贼之人，生来诈伪深沉，任性残忍，长成后虽折节为俭，故性并未去尽。他的外甥仗其声名，在外强人饮酒遇刺，本来，依他门下宾客和仰慕者之多，这件发生在大庭广众的事情，其起因和是非不难查实，他既无意与人为难，只消料理完后事就是。可他不这么做，而是分派下门客，暗中伺察杀人者藏身之所，让他知道很难躲过去，迫其主动出首，然后才将其释放。如此行事显然是为施恩于人，自己则“假此以倾动天下”[72]，猎取好名声。果然“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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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为侠任气，有名于楚”的季布。前此朱家因藏活他名闻天下，但他求名的办法要比朱家讨巧得多，与郭解一样也有作伪的成分。他有一同乡曹丘生，与他朋友窦长君交好。他曾寄信劝窦，说曹不地道，不宜与交。偏这曹丘生不识趣，竟让窦写信介绍自己去拜访季布，季布知道后十分恼怒，气呼呼地在家中等着，准备一进门就好好羞辱他一通。那曹丘生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也即“以金钱事权贵，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73]，他看到季布这副架势，便按下其他话头，声称楚地人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请足下想想如此美名从何得来？自己与足下同为楚人，当知足下之事，由自己传扬足下之名于天下，天下人还有谁会不信，为什么足下想不到这一点，非得排斥自己，以与自己交往为耻呢？季布被这番说辞打动，立即改怒为喜，将他引入内室叙谈，还留住数日，奉为上宾，临走时又送以财物。曹说到做到，到处替他张扬，以后关中一地无人不晓季布重然诺，一时颂声如沸，就是他活动的结果。当然，不能说季布之名尽出虚饰，但为扬名至于牺牲自己的交友原则，实在已无多少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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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侠少长而改节的记载中也可见出他们对名誉的爱重。如王焕年少时好尚气力，屡与轻剽少年交通，到了晚年却沉潜于儒学，研习律令，结果一直做到了洛阳令，成为一名循吏。又如段颎少时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成后居然折节好古学。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朝廷的有意裁抑有很大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游侠为迎合社会崇儒右文、怀经守义的风尚，为自己设计的一条通往功名的捷径。基于此，说他们的改节实际上是依据当时社会的价值导向，为自己重塑了一次公众形象不算厚诬，而是否真就一改故操则很难保证。[74]如上述段颎就没有化尽其“刚猛”的本性，以至后度辽将军张奂仍攻击他“性轻果”，这“轻果”二字，是古人用来状说游侠性格最常用的词语之一。[75]又如唐人刘叉早年放肆为游侠，因使酒杀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得脱罪，以后虽说折节读书，但“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76]，仍然一副气侠的作派。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真的改节了，不如说是随年资增长，变得更为策略与世故了。为了尽可能获得主流社会和权力中心的承认，还有社会更大多数成员的拥戴，他们刻意自励，从而使侠的荣名失去了本有的纯粹，变得清浊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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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侠修行砥名更是怀有与侠义全然二致的目的。如汉末袁绍以公族为豪侠，轻财养客，折节下人，一时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中常侍赵忠因以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其实，他如此故作姿态，笼络人心，目的很明显，是“怀雄霸之图”，为了有朝一日问鼎中原。某次，他由濮阳回汝南家中，随行有一大班徒众，排场十分了得。但当接近郡界，即吩咐徒众散去，由自己单车归家。因为他怕同乡许邵看到后会说他骄奢。这许劭时任郡功曹，只辅佐太守处理郡务，算不得有权势，但为人峻名节，好人伦，尤善品题人物，且被他品题过的人物上可以平步青云，下必声名狼藉。让这样的人撞见，说上几句，传扬天下，岂不麻烦，所以袁绍要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77]，并收敛行迹，谨小慎微如此。十六国时成汉国李庠亦如此，“少以烈气闻”[78]，又性喜任侠，先后举孝廉、良将和秀异，都借故不就，由此将名声养得老大。他还用济人之难等办法使州党争相来附，又营护饥民，大收人心，目的都是为实现自己的野心作铺垫和准备。因而这样的高自树节，显然有沽名钓誉之嫌，是侠修行砥名的功利性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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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娜·阿伦特专门研究过人的行动，尤其强调“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见所著《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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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韩非子·和氏》、《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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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管子·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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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桓宽：《盐铁论·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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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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