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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任性纵情的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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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公平公正为信仰，并有意识地将一己情感投注其间，通过尽其在我的努力，显现世道的清平与人心的温良外，侠那活泼冲动的气质才性，滔滔汩汩的生命激情，还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情感动能投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投注和处置中，其情感的品质和所达到的深广度由此也得到了更为生动的体现，人格的面貌和人格特征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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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所述可知，侠之求公正、平不平是调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激情和难以忤触的侠烈之气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这种激烈的侠气更是难以掩抑，时常暴发。《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为气任侠”一词互文见义，其实也指“任气为侠”。这个“任”，一说见于《墨子·墨经上》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此即司马迁所说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不爱其躯”。另一说则见于《汉书·季布传》，颜师古在其中“为任侠有名”一语下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二说或因语境不同，各有自己强调的重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侠必重气，任侠也就是任张意气地实施侠义。故“侠”与“气”每每被人连言，乃至游侠有时被人称作“气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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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后世史家著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梁书》称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旧唐书》称丘和“重气任侠”，郭元振“任侠使气”。至于文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有“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之句，李白《扶风豪士歌》也有“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的吟唱，其他如陆游《村饮》的“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徐渭《侠客》的“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邓原岳《哭徐惟和十二首》的“长安慷慨酒人群，侠气凭陵欲吐云”，皆着意于为侠者意气发扬性格开张的一面展开。总之，“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18]，这种专任意气正是侠健旺生命力的自然流露，更是其自由个性的直接显现。并且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社会里，它甚而还富有抵御不合理秩序和模式化科条的反叛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侠实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另建起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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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的旷爽之气。侠的豪宕不拘往往表现为恣逞意气，任张个性，桀骜不驯，不拘细行。一句话，崇尚绝对的个人意志和个性自由。它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张至于矫枉过正，唯快意恩仇是求，有恩怨而不问是非。如此以义气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任何科条都不足以匡饬其言行。正是基于此，班固《汉书·游侠传》谴责他们“放纵不拘”，并对其“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深致不满。然在侠而言，平居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不知约检，纯然是出于喜好，一种习惯和天性。那种折节矜饰，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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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大侠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荡放纵不拘礼法的人物。他早年为京兆史，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独他极舆马车服之好。又好交友，门外车骑交错。他又好饮酒，每次开宴总让家人把门拴死，把客人坐车上的铜辖投入井以阻其离开，为此常常把公事给耽误了。主事官员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是一位大儒，素重陈遵，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非但不加斥责，反而举荐他做了郁夷令。以后在河南太守任上，他过访寡妇左阿君，起舞跳梁，遭人弹劾，然免官家居期间依然招客饮食如故。友人张竦与他同时入仕，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然官至丹阳太守后也被罢免。张竦很穷，门下没有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他见此颇自是，称“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优邪！”张竦竟难以反驳，只好答以“人各有性，长短自裁”，“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确实，这种个性上的差异，恰恰基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信条和人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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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力强盛的盛唐，这种超迈不羁的旷爽气质还成为士人普遍追慕的对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少任侠”的李白。关于他的行事前文已有介绍。他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游侠纵放个性的向往。在《侠客行》的结尾，他对侠与儒作了这样的比照：“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对侠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对扬雄这样的皓首穷经给予了尖冷的嘲讽。同样的比照又见于《行行且游猎篇》，所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回是针对大儒董仲舒而言。他在《少年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活哲学：“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荣身乐命而不受贫病，在他那儿似乎与立节读书是相对立的。不愿读书意味着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指引，无须徇节则意味着不愿为追求这种文化所崇尚的名教、志节而牺牲真我。而徇节之所以必甘风尘，或者说甘于风尘者必多徇节，乃或风尘必将把人导向对那种志节的曲徇，是因为现世社会中的种种实利，与夫这社会上种种苟且委颓、拘谨刻板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而侠显然不乐于此，不愿为此浮伪虚妄的志节甘心奔波道途，周旋于礼仪揖让之间。这种不甘困顿于风尘，必然导致他们不认同社会通行的观念。在行动中否定它，甚而行逆反，造极端，毅然决然地远离它，当然，也包括做诗讽刺，正是这种不认同的表示。由此，他们的个性发展趋向必然是豪荡不羁任性纵情的。李白正如此，未仕前不受法令约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好友魏颢可证明，他亲手杀过几个人；在出仕后不受宫廷礼法约束，乃至并不以人君为意，这其实都与他早年任侠的经历及由此造成的豪宕个性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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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风疏荡，这样的豪纵之士也有不少。如林鸿曾任将乐县儒学训导，后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为其时著名文人，虽“晚节著儒衣”，但“少年为侠客”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快意的印象，所以他会唱出“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结交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这样的高歌[19]。傅汝舟也有“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这样的吟唱[20]。晚明福建诗人陈椿“少读儒者书，隶博士有声。久之，弃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为改而从侠少游，纵情声伎，为一时风流之冠”[21]，更是豪宕不拘的典型。他们都以强烈的个性与拓张的自我意识，表现了与端方谦和的传统人格迥异的异端精神，有一种与世俗习尚相去相悖的别样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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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所任张的气又是一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不与物俯仰的伉直之气。它出于真率的情性流露，又是其正直品格的一种外显。所谓执此一端，我只作我。为了使这种亮直真率的意气有所交代，他们可以狂走四方，思得一当。平日里与人相交，意气相投则扬挹极齿颊，虽倾其所有也无足惜，乃至片言可以托生死，“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22]，杯酒投洽即慷慨相许。若不当意，则终日默默不与一言，或干脆视之为庸流，白眼相向，不稍假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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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们极其鄙薄面谀背毁、衷貌不一的虚伪矫饰，眼里搁不下一颗沙子。人有所长，赞不容口；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面折不留余地。至于与人稍有忤触便疾言遽色，狂叫奋詈，更是惯常之事。要他们虚徐谦约，降意徇人，若丧其气，夺其元；要他们协息顺意，遇不平之事莫敢出气，则不啻是要他们的命。所谓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嗫作谦抑状。当日孔子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23]。前一句是说人须从善如流，见贤思齐；后一句是说见邪恶不善者，该离得远远的，“探汤”二字喻去之疾也。侠见贤或可思齐，要他遇邪恶不善避之而去则太犯难。相反，他们大都会奋力锄除这类奸恶，哪怕他大有来头。总之，宁可得罪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对自己的个性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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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代大侠袁盎为人伉直，“常引大体慷慨”，在朝野有很高声望。他的个性就十分激烈，好恶分明。因素来讨厌太子家令晁错，但凡有晁错在座，掉头就走，以至两人从未在一间屋里说过话。又不满宦官赵同得文帝宠信，一次见文帝携之同乘，便直言相谏：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大车者，皆天下英豪。目下汉廷虽称不上多士，但陛下也不至于要和刀锯刑余之人同载！文帝听得笑了起来，让赵同下车，赵被折辱，气恼得竟哭了起来。还有灌夫，为人刚直，不好拍马，对官居其上之人一例轻视，时不时地还要冲撞几句；对官在其下的人愈微贱愈相敬重，在朝中则与依军功擢升的魏其侯窦婴交好，看不惯靠王太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的武安侯田蚡。田蚡未贵时尊窦婴如父，及为相便多轻慢之举，他强为窦婴出头，借聚会之机使酒骂座。田蚡怀恨在心，寻机会以他事诬引，旁人劝他若此时折腰赔罪，仍可挽回，但他“愈怒不肯谢”，终于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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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明初大诗人高启的朋友宋克以气节闻名，生性耿直，好与人争，且每争必求胜。朋友有过他会当面指出，不留情面；如果有谁冒犯他，决不隐忍，但事后也不记恨于心。当时有两个武将依仗权势，常无事殴辱士人，人莫敢近。其中一位邀他喝酒，有人怕其醉后使气，劝莫去，他非但去了，还高谈阔论，将那武将教训了一顿，令其肃然拜服。而另一武将在小酒馆偶遇宋克，见他全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便择日带一批武士尾随其后，以示威胁。宋克毫不畏惧，缓辔而行，并不让道。那武将钦服其伉壮有正气，第二天竟央人带着来道歉，还请求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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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魏晋名士如嵇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喜任侠之辈，他性格高傲，亮直任真，不仅鄙弃名教礼法，而且敢于疏离司马氏政权，并无意于屈节自保，以致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嵇康这种名士气质与侠的矫抗任真颇为一致。或者说，是这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的作派与人格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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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两者相联系，侠大多不能苟且下人，不愿在遭受折辱时无所举动，这又是他们所秉执的宁折不弯的傲气和刚决之气。虽然，常人也知爱重自己，不容他人欺侮，但恪于情势，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侠的性格刚烈，持节介特，又豪视一世，目下无人。在常人看来，倘遇败兴之事，想想退后一步天地宽，或俗语所谓吃亏就是便宜的古训，不失为自我宽解的办法。所以当有可为就努力一争，实在不可为，也就退而自许大腹能容了。侠则不然，他们认定一理，便无丝毫转换。其计较与顶真，甚至到了“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的地步。或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他们并前者也不可欺，更不用说欺之以所持之道了。倘若人格蒙受折辱，必力求洗刷；如难以洗刷清白，便不惜以身赴之。不少学者在分析儒与侠的不同时，都指出他们一强调中庸之道、一倾向于走极端的个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的确道出了侠的天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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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林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丁点儿不恭，采取的就是十分激烈的做法。有一回任瀛州刺史的兄婿娄定远来渤海拜访，他设宴招待，并让妻妾诸女作陪。定远为人疏放，言语间多有戏谑，还微涉亵慢。一般人听了虽不快，总暂为隐忍，存下心思，以后不再与这种不知轻重的人交往就是了。他则不然，顿时暴怒起来，鸣鼓集众将攻之。不多久，来了数千步兵数千骑兵，定远吓得面无人色，免冠拜谢许久。又如宋代郭进早年贫贱，为人帮佣，但“倜傥任气，结豪侠”[24]，且纵酒赌博，无所不为，险些为东家所害。以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但为官后依然轻财好施，性情刚烈如故。时田钦祚恃势不法，他看不惯，多次提出异议，因力弱不能禁，不免形诸言语，田钦祚知道后怀恨在心，找茬给以难堪，他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又无力抗争，竟自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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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侠慷慨多气还一个侧面，那就是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胆气。所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25]。清人贺贻孙在《皆园集序》中称：“古今侠烈之士，所以大过人者，则存乎胆与气矣。胆恃气而后克，义气所鼓，胆即赴之。”将此意说得非常清楚。这种血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意志，当面对强敌，或身濒绝境，他们从不顾虑危险，依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所谓“气高轻赴难”，正是这样一份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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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胆气曾造就过许多辉煌的人生，也为侠赢得了空前的名声。荆轲歌罢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明知一去不返，仍冒险前行；当秦舞阳被秦王吓得面无人色，他却镇定自若，图穷匕首见，是何等的胆量；事败身残，尚能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南朝刘宋时的孟龙符“少为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为人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临朐一战中尝单骑逐敌，因后骑不及策应，被数千人围住，寡不敌众而死，年仅三十三岁。[27]北魏崔秉少有志节，任侠尚气，为安东府录事参军，带毋极令。尝为公事拳击长史甄琛于床下，足见性情暴烈。后随彭城王征寿春，招致轻侠以为部率，一路过关斩将，王赞其勇，谓左右“吾当寄胆气于此人”[28]。宋侠李彦仙少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靖康元年金人犯境，他应郡县募补承节郎，复补校尉，屡败金军。帝闻而感叹，喜不能寐。他的胆气也特别大，某次率军到青涧，途中猝遇金人，“众愕眙”，他却十分冷静，依山树帜，以疑兵吓退来敌，并乘胜追索到山隘口，金人互相践踏，致死尸相枕。当其守陕州时还只是一校尉，后因功封知州兼安抚使，索性把家眷接来，称“吾以家徇国，与城俱存亡”。金兵十万，分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期三旬内将城拿下。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意气如平常，登谯门，大作技乐”，另派人出城烧了金人的攻城械具，城破后又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以后闻金人索他不得，屠城泄愤，谓“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仅三十六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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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乡曲闾巷之侠虽未参与国家大事，但胆气纵横，一样不逊色于人。如明代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盗林道乾就是这样一个胆气过人的豪侠，他因从事驰骋海上的营生，被朝廷视为凶黠之徒，可李贽却很欣赏他，称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这话在当时虽大逆不道，却大有道理。因为在那个时候，贩海为生者大都能“恬波涛而轻生死”，涉波蹈涛已够凶险，在朝廷严禁片板下海的情况下还要与官府周旋，没一点冒险的胆气是难以行事的。不过，李贽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看到一个识胆俱备的人如何在情怀不得展骋的情况下被迫自放于边缘的无奈，这实在是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哀。李贽最见不得这种悲哀，所以撰文以论之，非但将他看作英雄豪杰，而且认为正是这个世界“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才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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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恃过人的胆气纵横行事，有时还能施诸社会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栖迟熊罴穴，容与虎豹林”，如《晋书》载周处“未弱冠时，膂力绝人，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横肆欲，州曲患之”。后入山刺虎入水击蛟，为民除害，如此壮举，尤其如此惊人的胆魄，一下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恶侠形象。与之相类，《搜神记》中斩蛇的少女李寄，《耳目记》中搏虎的勇士钟傅，也都将此胆气用之与自然界祸害凶险的搏击中，并有除之而后快的必胜信念，故被后人目为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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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比较中国侠客小说与西方骑士传奇后曾得出一个结论，中西小说中的侠客都通过无休止地进行冒险活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认为冒险正是他们存在的目的。的确，乐生鄙死是人的天性，以己身为准的计较利害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无论是中国的侠客还是西方的骑士，实际上都突破了人的常情天性，以“除了追求冒险以外就再也不包含什么”的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一般人心目中成为超然于尘世的非凡之人。而这种形象与壮举一旦进入文学领域，更变幻出无穷无尽的故事。应该说，这是历代侠凝聚起的人格精神对文学家的启迪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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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这种纵放意气，坚执真我，使得他们的个性品格和道德视境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超凡特质。试想，在儒家文化为主轴的社会中，传统的伦常和道德最常强调的是个人对家族、社会、国家的依存关系，要求个人不断地正心克己，在认知上讲求乐天知命，处世上讲求中庸恕让，情感上讲求节制内敛，这使得人的个性欲望很难得到全面的舒展，更不用说建成健全独立的人格了。正因为这样，当其备受压抑，感到通体不得自由时，是乐于发现侠的特异气质，并油然顿生一种敬佩和亲切感的。侠所展现的人格魅力，也因此会给他们向往自由丰润的生命注入新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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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放任驰纵与控驭节制之间，侠也确实需要面对能否行之有度的质疑。其多尚意气，不爱其躯，感慨踔绝，不乐委琐，砥节履方，不肯苟且，凡此种种，固然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道德视境，但伴随这种超迈人格而来的狂放不羁、勤生薄死，更极端一些还有率性骄恣、暴烈无常，包括那种刚肠嫉恶，伉直不容人过带来的同同相亲、异异交击的狎比习气和自我中心主义，是否都值得肯定？是否都可因侠义本身的正当性而被界定为可照以执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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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审视游侠人群及其人格，恐怕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事实是，这种骄恣暴烈与狎比习气不止一次招致他们的行事在结果甚至动机上与侠之为侠的根本相违，并使他们实际上时时陷入一种既不被国家权力中心接纳，又不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理解的境地。对此，正统史家或士大夫常用诸如“雄桀”、“轻果”、“不自绳检”、“跅弛不羁”、“佻薄无检操”等带有贬抑色彩的词句来形容他们。后人当然可以考究这些论者是站在什么立场，带着何种情绪下的判断，并进而对这种判断作出某种修正，但只要道说的是一种真实而圆整的侠的人格，终不能全然否定这些判断。并且，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史料的搜辑，对侠人格中的“阴影”原型作了揭示，或者像侯健在《武侠小说论》中以为“真正的侠大抵是秦末以后的恶霸或江湖人物”；或者像龚鹏程在《大侠》中直截了当地径称“侠即流氓”。这“流氓”无疑与我们现今常用的意义相同，因为在论者所举证的材料中，侠无一不是以浪荡子、豪霸、亡命徒、盗贼、奸雄、恶吏、采花王的面目出现的。这很令我们想起东汉荀悦在《汉纪》中说的话：“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互为盗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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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声势，擅作威福，便是侠过尚意气的失控表现，由此再放松自律，其整体人格不免会蒙上一层阴影。如战国时著名的卿相之侠孟尝君，一方面折节下士大行侠义，另一方面又任张意气，以暴纵残忍立威。他尝做客赵国，赵人因其是贤者，争相出门观看，一看之下，有人大失所望，以为他该是魁梧的伟丈夫，哪知道是个小矮子。他听到后大怒，让随从的门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因人有一言不恭，即灭一县无辜，这是典型的擅作威福。这种妄行杀戮之事在以后侠者身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如汉代大侠原涉，平居“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且为人“温仁谦逊”，其实“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其中有许多可以说是在他擅作威福之下屈死的。他原与新丰富豪祁太伯交好，太伯同母弟、县门下掾王游公素来嫉妒他，在茂陵守令尹公前诋毁他养刺客，杀人不知主名，为父母造墓舍又奢僭逾制，应予捣毁，然后上奏请功，尹公依计而行后果然如愿。原涉知计之所出，当即挑选精干的宾客，让长子原初带领，驾车二十乘，洗劫了王家，割下王游公及其父两颗头颅扬长而去。要说杀王游公情有可原，连人老父一并杀了就不免过当。再说王莽垮台后，那个尹公做了刘玄手下西屏将军申屠建的主簿。申屠建十分器重原涉，原涉也乐与之交。某次他从申府出来，尹公寻得一个机会，拜谢道：“易世矣，宜勿复相怨”，言语中卑抑求活之意甚明，但他却认为这是将自己当作鱼肉，未以人礼相待，派门客将尹公杀了。这样的任意杀伐显然谈不上秉义而行，甚至也称不得恩怨分明，纯粹是任张声势，自逞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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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唐初盛彦师素好游侠，与“京师大侠”史万宝交好。李渊兵至汾阴，他率宾客响应，以后屡有升迁。先前，由王世充委任的刺史陈宝遇“待其家不礼”，当他任宋州总管后即予报复，不仅将陈“因事杀之”，还带连着杀了平生所恶数者十家，使一州为之震骇。[31]所谓“因事杀之”，已有设计构陷之嫌，而所谓“平生所恶”，未必就罪当死，不过与他不相投合罢了。过去他无权势，奈何不得这些人，一旦得势，不但睚眦必报，还以一己好恶将人统统抹去，实在是恃强骄恣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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