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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地域民风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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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把人看成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的存在，这种心理结构与人格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说到底是内在遗传基因与外在环境力量综合影响的结果。侠的人格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其自身所秉受的气质才性有直接关系，那么这种气质才性何以生成，又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显现，显然，这就应该将视野拓展到其人诞生腾跃于斯的具体活动环境了。先从侠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民俗民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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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问题，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成以及采取的地位。”在这里，黑格尔明确指出一个地域的自然基础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形成的类型、性格有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恰是一种大而言之助成一个民族、小而言之助成某一社会群体独特精神生产的必要条件。虽然黑格尔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范围展开上述讨论的，但对考察侠的人格形成与地域民风的关系仍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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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关于地理环境之于民风民俗的影响，中国古人早有论及。《礼记·王制》就曾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川岳分区，风气间阻，让他们对地理环境上存在的明显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造成的南北方人气质才性的不同有真切的认知。如《中庸》就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又称南方，即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42]，“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43]。“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44]。甚至有“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这样非常具体的分疏和归纳[45]。一直到晚清近代，类似“北方风气刚劲，任死不屈，然得其正，为忠臣，为义士，否则必流而为盗”这样的论说[46]，仍不时可以听到。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往往很自然地会将北地与游侠作某种联想。所谓“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似乎侠就应该北产，侠的人格就应该是北方汉子的人格，北地秀出的英雄与烈士的人格。作为一种艺术想象，这样的看法无可厚非，有史实依据，譬如说，“北方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有一人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47]。但要据以解释侠真实的历史成因则未免失之过简。且不说南方也产侠士，即如北方之出侠士的原因亦非一个水土可以说尽。由此，其人格的成因也不可能由风土二字可简单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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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已经尝试从地域的角度来解说社会的风习，其中也有对游侠成因的个案分析。他的论述能不死扣南北之限，而将眼光推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通过对具体地理状貌的分析，指出一定的地域能养成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习俗，而这习俗因不仅具有纯自然的品性，还为生活在其间的人所习得和执行，由此使其人的行为举止与风格作派也带上这种地域的鲜明印记。侠挺生其间，自然与这种特殊的地域氛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河之地，“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北贾之种、代，“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又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野王因秦拔卫濮阳，徙其君于此地，故“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燕则“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他如齐之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州，故至今谓之‘夏人’”。在这里，他所提到和用以分析各地方所以滋生侠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地形地貌上的原因，民族构成方面的原因，还有人口比例及迁徙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一解说无疑给人提供了一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经典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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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它对侠生成的具体影响。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形势、地貌结构及其他相关的自然条件。人的气质才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早在公元前5世纪，在世界另一端的文明发祥地希腊，希波克拉底就从人相学上将人类分为树木茂密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以及开阔而排水良好的低地型数种。其所作《大气、水和环境的影响》认为，“在多山多石而雨量充足的高山区，气候季节的变化很大，这里的居民易于有巨大的身躯，生来适于勇敢和坚忍”；“在布满潮湿草原的闷热的低洼地区，居民习惯于热风而不习惯于寒风，习惯于饮温水，因此他们的身体既不巨大又不瘦长，而是很结实，多肉而且黑发，面容黧黑而不白，在生理组织上多胆汁质而少黏液质。在他们天赋的性格里勇敢和坚忍的成分不一，但由于其组织特征，也可以产生出来”；而“在起伏多风而雨量充分的高原区的居民，一定是身材粗大而彼此都很类似，在性格上有些懦弱而驯良”。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都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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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丹纳《艺术哲学》也论及自然环境与民族心理、性格的关系，认为如日耳曼民族处高山森林和风浪多变的海岸之间，寒冷潮湿，所以忧郁并倾向于强悍好斗；希腊民族的生活环境气候宜人，大海又风平浪静，所以其人性格温和。让·博丹《论国家》更直接指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尽管上述论说有过多的经验色彩，要将之推展为普遍性原则有一定困难，特别是把人的心理行为与自然界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简单绝对地固定下来，并不为现代学者完全赞同。但它思考方向和方式的合理一面还是可以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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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即地理位置的边鄙和地形地貌的阻绝，往往是该地民风果劲与轻急的重要原因。如《隋书·地理志》载益州“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其人敏慧轻急”；雍州之平凉郡及河西诸郡“地接边荒，多尚武节”。《通典·州郡典》载古南越“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其性轻悍，易兴迷节”；“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这与西人所述颇有相似之处。其他类似的还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之腾木也”。明何乔远《闽书》载“永安巉岩峭壁，俗视他邑为轻剽”。《晋书·华谭传》载“吴阻长江，旧俗轻悍”。而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中更有如下的论说：“寿邑山险而逼，水狭而迅，人感其气以生，故强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不知法律，以气相食，凌弱蔑寡，习为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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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所列举的有些是与其他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如下面还要提到的民族、政教等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制约了人们体质、气质的构成，并最终使一种任强尚力轻急果侠的风气得以广泛风行。而相对而言，如扬州之地“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很自然地造成了其人“不暇先争”的谦让风习[48]。衡之以常情，这种说法是可以信从的。在平衍坦荡的沿海平原，土壤肥沃，农业发达，鱼盐之利，商贸之繁，都使得人愿意依托土地过稳定的生活，并由此造成知足安分宁静内敛的气性。有的人不甘原位，进而坐商行贾，求什佰之利。加以交通发达，主导文化和普遍性习俗因易于流布而深入人心，都使尚力任强或冲冒法禁较难获得人的认同。由此，与之相关的果劲轻急的气性比较不易形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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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地理环境诸因素中，古人对土地丰瘠之于民风的影响特别看重，《国语·鲁语下》就有所谓“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一说。《淮南子·地形训》结合水土论“土地各以其类生”的道理，也指出“轻土少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秬土人丑”。他们一般认为，土地涩重必瘠，与此相带连的是，水之湍急必浊，这些都会影响人的形貌与言行，并对其性格与心理产生某种深刻的规定。《隋书·地理志》结合具体的地域区划，进而指出：“前代称冀幽之土钝如椎，盖取此焉（指其人性伤于迟重）。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又谓冀之河东郡“土地沃少瘠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使然”。何乔远《闽书》亦说：“尤溪万山之中，土瘠收薄，民多负气剽悍”。联系前及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地薄”、“地重”，也即土地贫瘠和厚涩之说，则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土地贫瘠、形势阻绝等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构成人的行为与心理环境实属显而易见。因此，这些地区成为侠者辈出之地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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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民族生存环境与侠及其所禀气性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以河谷和草原为天然界线，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峙，北方游牧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冲突、融合的历史。这种冲突与融合在文化上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那些晚进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先后兴起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以其健旺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在为中华民族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刺激了汉民族自身的文化更新与发展。此所以，宫崎市定认为周边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主义的民族”，因军事与政治上的优势，常对拥有文化及经济优势的“文明主义的社会”的中国构成影响。基于中国文明仅凭己力不可能发生，要了解中国就“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50]。这当中，显然包括其任强尚武的原始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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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举司马迁分析游侠形成原因时已经涉及这一点。其所论述的情况当中，所谓“边胡”、“被寇”、“迫近北夷”，正道出了在各少数民族环伺下，汉民族的生存环境与游侠挺生的对应关系。以后，《汉书·地理志》论秦地“迫近戎狄”所以“高上气力”，也正有见于此。再联系《诗经·秦风》多言战备，可见其人之尚武精神真的由来有自。据此，可以说早在侠诞生之初，华夏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直接对峙的张力对此一特殊人群的影响已经存在，并进而对其人格的确立产生过根本性的铸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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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高原上的晋地就是一显著的例子。它的北部边境与蒙古高原相连，又多纵向谷地，春秋时一直与戎狄相对峙，所谓“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51]。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范燮所言：“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52]，因而晋国从来全民尚武。《荀子·议兵》曾详细记载该国贵族魏氏如何选拔武士的情况，其测试的要求十分严格，“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一旦入选，“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徭役和赋税，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故与其说是其人生性好战，不如说是受到强悍的北方民族的威胁，不自强无以自存。以后三卿分晋，与中山对峙的赵武灵王干脆“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以振厉尚武的精神。他用一整套战备在国内进行改革，实际上就是想在与戎狄的抗衡中，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习俗以自强自新。因此，作为游侠产生的摇篮，说其民风剽悍骁勇固然有地理环境上的因素，但作为与少数民族对峙冲突的前沿，其最先、最强烈感受到的游牧文化粗狂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对侠的崛起并代代无绝显然也构成了重要的影响。或者径可以说，这种民族间的对抗与影响本身就是侠之崛起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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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4年，匈奴部落领袖刘渊在山西起兵，建国汉，后其子刘曜灭西晋，开启五胡之乱。公元398年，北魏拓跋氏迁都平城（今大同），据此统一了北方。公元607年，被认为多少混有异族血统的李渊以山西留守起兵反隋，建立起强大的唐王朝。所以，山西高原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突厥、契胡等少数民族交往冲突最剧烈的地方，又是各割据政权逐鹿争攘的中心。民族间的战争激发了这里剽悍的民风，以至“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而由此往东，直至古幽州之地，因都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毗连，其习俗也莫不如此，“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北平、安定、辽西，皆连结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53]相同的意思，班固似表述得更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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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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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一说的由来，也是历代文人吟咏不止的“幽并游侠儿”的真正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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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五胡乱夏”之后，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汉文化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侵入，最终实现北方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无论各统治集团上层还是广大的底层民间，都弥漫着一股任侠之风。并且，因为是与整个社会好尚武力乃或边塞情结相关，这种弥盛的风气给中原本土悠久的任侠传统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当然，相比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纯粹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总的来说越来越弱，而且总是与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而所谓种族问题虽然偏属人的自然属性，又与社会属性密不可分，但晚进少数民族突入汉文化圈，使最终成形的新汉族溶入异族血统，并影响及于从皇室到百姓所有社会人群，给汉民族文化的精神变异带来很大刺激，这一点还是显然存在的。它多少说明，民族冲突融合与任侠风气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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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考察北朝人的好尚任侠，便可发现与他们朴野刚烈的性格乃至统治集团的好尚武力大有关系。如《洛阳伽蓝记》载当时北魏游侠语，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一股清新郁勃的朴野之气跃然纸上。而北魏薛修义“轻财重气”、“招召豪猾”，卫操“少通侠”，刘仁库“少豪侠”，郭琰“以通侠被知”，沓龙超“性尚义侠”，也都粗朴劲质，不涉轻敏。至若北魏李显甫、李元忠父子，北齐高翼、高乾、高昂父子，北周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或为州郡冠族，或为在朝显宦，两代行义为侠，都与受特定生存环境的激发有关。而当时北魏孝明帝有诏，“能募得三千人为别将”[55]，则可证明朝廷对这种豪放勇武和侠义风气是非常重视并着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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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前已提及的李白来说，其任侠自喜的个性似也与禀异域奇气有关。尽管没有可靠的史实证明，是独特的地域民风养成他恣意任侠的性情，但联系他出蜀后集中绝无思亲之句，更鲜念及妻子；一生四娶，并未见有多少室家之顾，后世研究者如日人笕久美子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56]。他仗剑周游，结天下英豪，效游侠行事，“东游淮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遭友猝死，“猛虎前临，坚守不动”，“白雪泣赤刀，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57]。如此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并敢于托身白刃，杀人红尘，或许真因自小浸润边鄙民风的缘故。人有以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之相，指实他本西域胡人，如陈寅恪也如此认定。[58]其实，撇开具体的是与非是，其生于异域这层背景确实足以让人对他的侠烈有一份特别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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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特别说明，以上所论并不表明只有北地及少数民族才对中原尚武风习和侠的崛起有影响。事实是，中原其他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及豪侠义士的崛起起过推动作用。如《隋书·地理志》所载梁州汉阳郡以下，“皆连东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其情形一如幽并。而《通典·州郡典》所载如古雍州，“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古荆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民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这些记载虽不足以证明尚武风气所催生的必定都是侠，但有一批任侠之士正受此环境习尚的激发当无疑问。由此可知，在突出民族生存环境之与侠产生的对应关系时，除北地外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实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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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考察特定地域人口分布对民俗民风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地处荒远、文明程度较低的穷乡僻壤，还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都市集镇，但凡人口密集四民聚居之地，较容易孕育一种刚狠好斗争攘不让的习俗，并由此肇致尚力任强恃气任侠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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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感受到人口密集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使此后游民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地少人多，生计困难，一些人不得不离开故土，或异乡安身，耕稼活口，或进入城市集镇，为商为工。战国以前的城市规模一般不大，地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59]。但以后因游民及其他流动人口的涌入，数量及规模急速膨胀。中国古代这第一度城镇膨胀带来的结果是，一批规模超过此前都邑许多的大城市开始出现，如赵之邯郸，魏之温、轵，燕之涿、蓟，楚之宛、陈等等。齐都临淄居民达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更极一时之繁华，为当时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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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60]，人们不免“争于气力”，由此导致尚力任强蔚成风尚。司马迁论及中山一地“土薄人众……民俗懁急”，故作奸犯科、任侠使气者多，就是一显例。又，《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京兆郡以王都之地，五方杂处，人口繁滋，以致“豪强者纵横”，“盗贼不禁”。前文曾言及北人较之南人更多豪侠，但也指出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判分。先秦以来，吴越之地百姓也皆好勇，擅用剑，轻死易发，不逊北人，以至唐景有“文为儒宗，武为将帅”[61]之说，华谊有“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62]之谈。《郡国志》并有“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的记载。究其原因，恐怕都与其地人口密集供养不易有多多少少的关系。福建地区更多这样的例子。自南宋以降，这一地区人众地寡的矛盾十分突出。何乔远《闽书》尝谓“福清背山面海，多卤湿，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由于民风果劲，为气任侠者众，又颇有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者，福建因此被统治者认定是强盗、特别是海盗高频出没的地方。[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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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层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即数量集中。还有一层意义的人口集中，即构成集中。豪强任侠之人因被迫迁徙等原因，相对集中于某地，也会对该地民俗产生影响。如自秦惠文王、秦始皇起一直到汉高祖、汉武帝，或徙豪强于蜀地，或徙奸猾于五陵，皆曾造成那些地方侠风的盛行。南阳、颍川一带，秦末迁来大量“不规之民”，使原来“忠朴”、“敦愿”的民风大变，俗杂好事，任侠成为风气，著名大侠赵调及其党徒就活动于这一带，后来更有灌夫挟宗族宾客同为豪侠，横行乡里。正因为其地“多豪侠”，素称“难治”，“国家常选良二千石”前往镇压。[64]宣帝时朝廷以赵广汉为太守，赵“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到任后即对原、褚二姓豪侠首领予以严惩，再令其他为侠者相互告发，遂使一郡震慑，其地风气稍变。而蜀地侠风历汉唐不衰，也与“秦之迁民皆居蜀”[65]，“辄徙其豪侠于蜀”有关[66]，秦汉时大量豪侠罪人迁入，加以“其地四塞，山川重阻”[67]，商人行贾多需交结侠客自保，遂造成那里侠风弥盛，以后陈子昂父子为侠或正受此风习影响。此外，像战国时孟尝君在其封地、齐之薛邑“招致天下任侠、奸人”，“盖六万余家”，虽与被迫迁徙的性质有别，然其同样属于所谓的构成集中，司马迁实地考察该地时，就指出“其闾里率多暴桀子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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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近代，湖南因多山水阻隔，历来“风俗强悍，伏莽素多”[69]，所以明末兴起于沿海各省的秘密会党经两广传入，尤见活跃。“地方被惑者众，各乡均有头目，称大哥”，“时有放台之举，一调码则顷刻云集”[70]。而嘉、道间，北方传入的白莲教也在湘南盛行，哥老会更是人多势众。加以湘兵奉撤回籍，“瘦弱者不免沟壑，强犷者必至跳梁”[71]。“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之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72]。其间既有侠者厕身其间，也有不少人就此放而为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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