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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42 侠的人格与世界 作为一种豪强的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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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44 既然游侠非“私剑”，而是盛养宾客、招纳“私剑”、藏匿亡命的“私门”之主，那么它在社会上所担当的角色及作用地位应该重新认定，因为以往人们认识上那种“游侠”与“私剑”的错位，使得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明显地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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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46 在60年代有关游侠所属阶级及其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已有学者对认为《史记·游侠列传》所描述的游侠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该传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这种主流意见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认为从朱家、郭解、剧孟等汉代“布衣之侠”的经济状况及所藏匿亡命的成分看，游侠不是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而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家”[11]。所谓“豪强大家”是否一定就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值得商榷，并且仅以财产多寡来衡量游侠的地位、身份也不够全面，因为许多平民出身的游侠，其“散财结纳”之财力并非本身具有，而是“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非法所得。又对游侠来说，财产不过是拥有权势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观点对于重新认识游侠的实际身份与地位还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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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48 我们知道，汉人往往又将游侠称作豪、贤豪、豪侠、豪桀、豪俊乃或豪猾，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即多“贤豪”之称，司马迁又谓灌夫“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12]；班固《汉书·游侠传》称战国四公子为“四豪”，其他尚有“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桀”，“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萭）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之类的记载。又如班固的《西都赋》有“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后汉书·班固传》“豪举”作“豪俊”）；王充《论衡·讲瑞》则谓：“豪猾之人，任使用气，往来进退，士众云合。”所指称无非用作游侠的代名词。关于这个“豪”，《鹖冠子·博选》曾经有一个解释，谓“德千人者谓之豪”，《淮南子·泰族训》则言之更详：“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两说虽稍有出入，但都从正面给出定义，所谓“豪”是指那些以出众的才智与德行赢得威信的人。按照古人的看法，“德”与“威”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德盛者威广”[13]，而“道德之威成乎众强”[14]，也就是说，唯有以种种德行才能建立起令众人服从的权威，从而获得强大的社会力量，故如《淮南子》一再强调：“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制者小。”[15]“能强者，必用人力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16]游侠而称“豪”，或者成其为豪强，正在于它是以种种修行砥名的手段广结宾客，通过尽力维护这一交游圈中人的利益来获得他们生死与共的拥戴与效力，形成一强大的社会集团势力，从而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个人权威。如此来理解荀悦《汉纪》中的定义——“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以及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应该有更明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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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50 那么，以游侠为豪强是否仅仅是汉人的看法？或者换一种角度说，是否仅仅汉代游侠才具有豪强的特征？有些研究者即持这样的看法，如认为“西汉时代的游侠是以著名侠魁为核心的社会集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这与战国时代游侠以分散、个体方式进行活动不同”，“西汉豪强与游侠交往甚密，游侠也逐渐与豪强融为一体。这同战国时代游侠依附于权贵的情况不一样”[17]。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作者依据《史记》、《汉书》中的记载，已认识到汉代游侠拥有某种集团势力的特征，但对战国游侠的认识仍在“私剑”的错位上，而将战国四公子视作是养侠的“权贵”而非游侠本身。其实韩非《八奸》篇就曾说过，在所谓“人臣之所道成奸”的“八术”中，有一术叫做“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一类“为人臣者”应该就是司马迁说的战国卿相之侠，他们聚养“私剑”之属，欲以个人拥有的权威对朝廷、社会产生影响，其结果势必令人主被“壅劫”（谓蒙蔽挟制）并“失其所有”，故韩非认为“不可不察”。这里说的“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即其《饰邪》篇所说的“人臣之私义”，而所谓“行其私”，即其下文中所说的“人臣私其德”，因此，从韩非所述“威强”之种种特征看，游侠原来就是一种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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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52 揭示游侠豪强身份的意义在于，它将有助于我们从权力的角度重新认识与评估游侠的存在。以往分析游侠的社会渊源，往往将关注焦点投注于“王纲解纽”下“四民”阶级构成的升沉变化，结果社会权力结构所发生的变动反被遮蔽掉了。的确，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有关，然而它的出现与其说是以原来的生产关系及社会阶级发生变动为契机，不如说是其时政治权力下移的直接后果。《汉书·游侠传》一开头自古代国家政治权力的等级体制及其崩坏叙起，是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家眼光的。班固将游侠之兴作为承“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衡，力政争强”三个政治权重逐级而下的阶段后，君主专权的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所产生的新情况，表现为一些“人臣”放弃了他们在原有政治秩序中的职责，而在此正常政治权力结构之外，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另构一种个人权势，如“四豪”、如虞卿，此即所谓“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这样的游侠也正是韩非一再提到的与“主上”、“公庭”相对之“私门”，而其《八说》篇所说的“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也正是从这种情况来加以定义的。到了汉代前期，君主独裁的高度集权化体制尚未完善，新一代权贵之“卿相之侠”通过广招宾客发展个人权势，自然构成对天子权威的威胁，而如朱家、郭解那样的“布衣之侠”，以一介平民“结私交”，“立强于世”，作为一种地方势力的代表，亦在现行权力体制外行使其权力，所谓“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或者如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说的“令行私庭，权移匹庶”。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在使游侠成为社会民众凭藉的同时，将使君主丧失对权力的控制，难怪站在统治者立场的班固要引曾子所说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呼吁“明王”重建天子权威。关于这一要求，同样站在统治者立场的董仲舒说得更加明白：“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威则民散。”[18]由此看来，游侠在社会上之所以具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和影响，并非因为它具有超凡的武艺，或者仅仅具有强烈的个性或坚定的意志，而正在于它拥有一种将可与君主“共德”、“分威”的实实在在的个人权力，这种权力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足以构成对现行政治秩序的颠覆，东汉末包括三国开国之主在内的豪侠竞雄，便是这方面的例证。也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以至站在其立场上的政治家于游侠皆欲严加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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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54 以往那种对于游侠与“私剑”错位的认识，是以“私剑”一己之武力或勇力，混淆了司马迁所说的游侠令“士穷窘而得委命”那样一种“夹辅人”的“权力”概念。虽然也大都强调其“结私交”方面的特征，但在这个交游圈中究竟谁是权力的主体却常常被颠倒，或交代得含糊其辞。明代，据说李贽在解答何为游侠时就说过：“今人都不识侠。侠从人从夹，为可以夹持人也。如千万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即安，失此一人即危。人人可以凭藉之，方谓之侠。今人不识侠，转以击剑报仇为侠，则可笑甚矣。”[19]这位对豪侠有着特殊情结的智者所作的精辟分析，在今天仍然适用。游侠的权力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够令身处危困的人们有以投靠而非杀人夺命，正是凭这一点，它对社会人心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此其一。其二，游侠这种为人所依恃的权力的另一面也就是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作为权力的拥有方与施与方，它在这样一个拥有广泛社会网络的交游圈中始终居主使地位。在上述章培恒的论文中，他据《说文》“侠，俜也”，“俜，使也”，“使，令也”，段注“令者发号也”，而将“游侠”的原始意义解作是交游圈中发号施令的人，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游侠在正常权力结构外所谓“令行私庭”的权威主体地位。从这些情况来看，游侠所具有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确非“私剑”可望项背，亦唯其如此，汉代人才会将游侠比作“敌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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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59 侠的人格与世界 [:1707296153]

1707298760 侠的人格与世界 余论：从游侠到“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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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62 将游侠与“私剑”或者刺客混为一谈，并不是近世以来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若《史记集解序》索隐曰：“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表明唐人对此概念已不甚清晰。这种现象想来也好理解，侠与客虽然主宾之间地位身份并不相同，但确实又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有共同利益、结交方式及原则大抵相似的紧密交游圈，被人视作是同一个社会群体，因而也就很容易被认作是同一个对象。钱穆所说的“然既以养私剑为侠，浸而亦遂以见养者称侠，既以藏匿亡命者为侠，浸假而遂以见匿者为侠，此亦偶可有之”，应该便是基于此一层面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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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64 不过，这种误解或误读不是偶然的，一种认识对象在历史上发生变异，更应该是各个时代认识主体能动地调整其主观视野的结果。如今已有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游侠形象在由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转移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武侠的事实，认为特别在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侠文学中，随着所表现的人物由纪实而转为虚构（或者说文学作者的主观色彩比之史家大大强化），作为历史原型的侠的形态发生了向剑侠转化的变异[20]，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文学化是游侠形象发生转变的一大契机，因为文学的塑造最便于寄托人们的理想。侠的形象由聚养宾客、招纳亡命为主要特征，演变为仗剑行侠为主要特征，正显示出人们的主观视野逐渐由游侠向“私剑”转移。这当中，社会大众对塑造凭一己之勇力技艺救人危难的个体英雄的心理需求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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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66 这里想作两点补充说明。一是这种主观视野上的观念调整，其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已经显出端倪，鱼豢所撰《魏略·勇侠传》便是一很好的例证。该传所载四人，所谓“远收孙、祝，近录杨、鲍”。孙宾硕、祝公道之事义主要犹是藏匿亡命，尚应合司马迁所说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然而像杨阿若、鲍出则突出表彰其义勇孝烈，前者行节主要表现在以一己之勇力赴义讨贼，后者行节主要表现在以一己之勇力救母于危难中，正如传之标题所显示的，有关侠的观念已由传统游侠的“结私交”逐渐转化为以勇力相标榜。这样一种认识恐怕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侠之价值取向已有某种变化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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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68 二是魏晋南北朝兴起的以侠为表现主题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侠客”形象，恰好具体承载了人们将关注的视点投向游侠交游圈中“私剑”的认识转移。这种“侠客”形象与传统上描绘的游侠形象有相当的差异，比照张衡《西京赋》与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中有关表现便可明了，如果说前者“都邑游侠”所强调的特征仍在“结党连群”、“其从如云”而拥有生杀之权，那么后者所谓的“侠客”或者“雄儿”已围绕着剑器意象展开。这里的“侠客”是什么身份？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今天游侠又称“侠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将历史上原始形态的游侠与“私剑”作出明确区分后，就有必要对“侠客”这一指称作一番推究：既然游侠非门客、食客、刺客，又何以会有“侠客”之名？其原义究竟是否与游侠相同？“侠客”这样的词语在历史记载中出现，最早大概可追溯到《史记·游侠列传》的“侠客之义”。就司马迁而言，既然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游侠与其所养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应该是清楚的。因此，这里的“侠客之义”只能理解作游侠交游圈中侠及客的结交之义，“侠客”是一表并列关系的名词性词组。此后史籍当然也有沿袭这种用法的，但我们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侠客”作为名词已正式出现，如《后汉书·阴兴列传》谓阴兴“虽好施接宾，然门下无侠客”，阴兴为光武甚见亲信的外戚，却颇知谦退自保，从所引上下文意看，“侠客”当指私剑之属或者违法之亡命，因为其下句为上句的补充说明，谓阴兴所交接的宾客中排除了这一类“以武犯禁”的门客。同样，《三国志·许褚传》曰：“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许褚在汉末即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算得一方豪强，此次率众归附曹操，作为许褚从属，所谓“侠客”当然是指客，且曹操皆用为“虎士”，说明他们都是武勇之士，该传下文曾补充说：“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皆剑客也。”因此这些记载中的“侠客”应理解作“侠之客”，是一种表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用来专指游侠之“私剑”之属，而与“游侠”并非同一指称。回过头来看张华诗中的“侠客”，这是一个以幽隐自处的个体，因此不可能在侠、客并举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只能是“侠之客”，作者表现的是他纵逸法令之外、又因穷困之处境慷慨不已的壮士之心，若结合第二首的情形，很可能就是杀人犯禁的亡命者（这种情绪在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中也能看到）。至于诗中的“雄儿”即是当时的“少年”，他们通常为豪侠所聚，是游侠的基本队伍，如诗中所描述的，常常干一些击剑报仇的违法之事。严格地说，“侠客”或“雄儿”仍应是游侠的“私剑”之属而非游侠本身，但诗人在极力张扬其武力和敢于犯禁之勇气的同时，却将诸如“任气侠”、“侠骨香”的赞誉加诸其身（李白的《侠客行》也袭用了“纵死侠骨香”这样的赞誉），这种认识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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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70 再来看唐传奇中侠的形象。陈平原曾提到一个颇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侠客为“报恩”而行侠，他以为这基本上是唐小说家的发明，如红线、昆仑奴是报主之恩，聂隐娘、古押衙是报知己之恩，这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大有距离，报恩应该是刺客荆轲、聂政的行径，与游侠无涉[21]。这一发现值得玩味。其实，这一刺客才有的“报恩”特征，恰好说明了这些形象与其说是游侠，不如说是上述意义上的“侠之客”，他们的身份原本就是“私剑”之属。章培恒在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像《聂隐娘》和《红线》中的主人公，“都介入了藩镇之争，成为替某个藩镇效力的人，也即其本身成了藩镇的‘私剑’”。有鉴于此，描写这一类侠客形象的小说与其说是“豪侠小说”（如上述传奇在《太平广记》中大都列入“豪侠”类），真不如称其为“侠客小说”更为确切。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描写这一类侠客形象的小说被阑入“豪侠小说”，恰好说明了后人确已不能体察司马迁区分刺客与游侠的良苦用心，而将两者混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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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72 总之，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人们对游侠这一特异人群日益关注，主观视野逐渐由交游圈中的游侠向“私剑”转移，曾经活跃于中国早期历史舞台的游侠形象开始出现了某种变化，一些刺客的性格特征被日益附丽于游侠身上，致两者的界限日趋模糊，这当中，侠文学的表现因特殊的功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示范树鹄作用。由此使人明白，现代学术中之所以将游侠与“私剑”混淆，很大程度上实在是受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及审美经验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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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74 [1] 参详周清霖、唐发铙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下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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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76 [2] 参详1964年6月3日《光明日报·史学》冉昭德《关于〈史记·游侠列传〉人物的评价问题》，1964年9月9日《光明日报·史学》吴汝煜《关于游侠的评价问题》，1964年10月21日《光明日报·史学》李庆善《游侠到底属于哪个阶级》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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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78 [3] 就80年代发表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专业论文来看，如刘修明、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即以为“游侠是古代社会大变革中形成的游民阶层”，“他们一是诸侯宾客，二是亡人有罪者”，“其中包括旧贵族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自由民、手工业者”，其“外部特征”是“手持武器，有些武功，以武力立足于世”。江淳《试论战国游侠》（《文史哲》1989年第4期）亦从新兴士阶层的崛起、且出现了文武分职来解释战国游侠的起源，认为各国统治者及公卿贵族身边需要一批非用于军事作战的勇武之士、士阶层在社会上的“游动”、社会上的尚武风气，是游侠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进而否认战国“卿相之侠”的存在，而从各国君主卿相所养的“私剑”，散居流动于民间操持贱业者及介于前两类的中间形态——刺客中找到了战国布衣之侠的踪迹。而即便在最近几年，也还仍有从上述一般知识出发，即尚武传统、游民阶层及依附权贵（如先秦的“士”就以宾客形式存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存在武侠现象的背景，见杨世宏：《论武侠的生存背景》，《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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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80 [4] 《韩非子·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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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82 [5] 陈平原也认为，“刘著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中可以统称为侠的这一侧面，包括史书、诗文、小说、戏曲，因此下定义时基本上没有依据古人史书中的看法，更多的是依据现代人的阅读印象。”见其所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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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84 [6] 80年代以来涌现的诸多探讨游侠的文章中，并非没有人注意到钱穆的意见，然却以其为可商榷而加以否定，参见江淳《试论战国游侠》，《文史哲》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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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86 [7] 见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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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88 [8] 见《原儒墨》，《中国哲学史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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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298790 [9] 以上皆见《史记·游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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