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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二、游侠的财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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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服饰鲜华，佩戴讲究，出入连骑，从者如云。那他们是如何获得财资以维持这种生活的呢？在获利谋生方面，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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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游侠并非一独立的社会集团，而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既有卿相之侠，也有暴豪之侠，乃或豪强、官僚兼而为侠。这些人或以食邑俸禄，或有田产收入，其财资来源都不成问题。有的侠虽不治生产，不乐常业，但因声名在外，权贵富豪乐与之游，也可以顷致千金，无生计之虞。如汉大侠郭解、楼护即如此。前者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万；后者母死，送葬者致车也多达二三千辆。甚至一些称不上著名侠魁的人，有时也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稳定的生活。如南朝时薛安都“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12]。隋时沈光“不拘小节，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13]但大多数活动在乡曲闾巷的布衣匹夫之侠，既不愿槁首黄馘，躬耕垄亩，过自食其力的平淡生活，又没有上述权贵的馈赠或同道的资助，他们赖以维生的手段就不免越出正道，其方式较之常人也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具体来说，大抵有剽掠、椎埋、掠卖、劫质、盗铸、私煮、发冢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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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劫曰剽，强夺曰掠，因此所谓剽掠，即指以强力劫取他人钱财。又，古称盗劫人财为贼，剽掠作过者为寇，可见这剽掠一事较之盗劫，更具以强力挟持的色彩。然自两汉以来，几乎历代游侠都常行此事。如郭解在未发迹前就曾作奸剽攻，一些暴豪之侠更是纵使门下宾客、家奴公行此事。前及长安“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首治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由魏晋南北朝而及元明，此风不坠。如果说东晋祖逖手下一批侠当饥荒之年劫掠富室，尚不能称为害民间，那么像南朝末年王僧达纠合闾里轻险少年公行剽掠，就不仅以富室为限了。有些侠更等而下之，干脆入山入海，躬为盗贼，如明高捷日与群盗剽掠行旅，已一无侠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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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埋，指将人椎杀，即用捶击具砸死，然后埋葬了事，也泛指将人杀死后埋掉，间或也指盗墓者。如汉代王温舒好任侠，少时就曾椎埋为奸。杀人埋尸，或为恩仇，但也不免为财物，故又有“椎剽”一词，即杀人劫货。如唐肃宗时新安豪侠沈千载就曾交结椎剽之党公行劫掠，地方官竟不能禁。椎埋之风盛于两汉，南北朝时也常可见到，所谓“椎埋穿掘之党，阡陌成群”[14]。如前已提到过的薛安都就常操此业，以至陈宣帝诉其罪状，有“椎埋发掘，毒流泉壤”[15]之语。一直到明清两代，“群聚为椎埋者”[16]还未绝迹，张国樑即“起椎埋中”[17]。这些人中不少是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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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卖，是指强夺人口，贩卖获利。如唐侠郭元振“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18]。与此相关的是劫质，即今所谓绑票。侠为得人财物，也尝为之。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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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有大侠，每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谓之勒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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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劫虽尽是富家子弟，但不说富者并非个个都属为富不仁，仅就此行为本身而言，终不可谓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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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者，都属强持横夺生人财物并至于谋财害命的。发冢又称掘冢，则是所谓“向死人要铜钿”。秦汉以来兴厚葬之风，秦始皇陵葬殉之丰自不必说。汉魏以降，虽历代帝王尚奢尚俭各不相同，但即就尚俭如文、宣之霸、杜二陵而言，据《晋书·索琳传》记载，墓葬已不可谓菲薄，奢者的排场更可想而知。帝王之外，一班权贵富豪也竞尚奢华，“生不极养，死乃崇丧”[19]，以至平民百姓起而效仿，多有营费，明器之外，还埋钱入土，名曰瘗，虽朝廷明令禁止仍不能绝。由于墓葬丰厚，掘冢之事自然多了起来。汉文帝墓在武帝时已被人盗发，其他诸皇陵几乎都被盗过，公卿以下更不能幸免，不仅玉柙金缕悉数盗去，并骸骨也遭毁弃。两晋南北朝如石季龙、姚苌、慕容垂等人都干过此事。唐室诸陵在黄巢起义时也尽遭发掘，而无主坟墓被盗就更多了。这些盗墓人中多失去常业的绿林草莽和闾里窃贼，间或也有屯戍的军士，此外便是游侠。郭解早年曾干此营生自不必说，汉时中山一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20]，其中也多游侠。《西京杂记》载广川王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国内冢藏一皆发掘”，这些无赖少年多为轻侠之徒。曹操少时任侠，至老未脱故性，《曹操列传》称其尝引兵入砀山，伐梁孝王墓，“破棺收金宝万斤”。前及薛安都“椎埋发掘”，可知侠对这两件事都很热衷。唐窦建德任侠，也曾发掘邺中一地的墓冢。《神异录》载其曾发得一墓，内无他物，只一妇人颜色如生，候之似有气息，三日后复活，居然自称魏文帝宫人。所言固玄虚不足采信，但他盗墓发冢之事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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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便是盗铸与私煮。盗铸，指违反国家规定，私造货币。汉代此风最盛，由于盗铸时可行奸巧，杂铅锡以充成色获利，故行此者如云而起。文帝时，吴王刘濞擅章郡铜山之私，私自铸钱，一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袁盎称其所招引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其中就多游侠。武帝时虽严刑禁止仍未能平息，郭解之“休乃铸钱掘冢”便是证明。南北朝时币制崩坏，原因也在私铸。《魏书·辛子馥传》载：“时有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权。”这些豪右奸党多得亡命无赖和乡曲豪侠辅助，而后者很大程度上也赖其生存。唐以后国家币制渐趋稳定，盗铸一事随之消歇，侠才开始收手，转趋他途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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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煮，指私自煮盐谋利，此事也以汉代为盛，但持续时间则要较盗铸为长。盐之为物，煮于海，晒于池，汲于井，成易而利厚，所以向来为人觊觎。古时政治简平，山海之利未有禁榷，用以藏富于民。秦用商鞅法，盐利二十倍于古，是为苛政。汉以后，因豪强巨盗专擅其利，朝廷遂颁立法禁，命其赋入。光武中兴，专卖法废止，私煮之风又起。两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或征税，或无税，政既不一，官商又勾结重敛以营私，遂使盐政弊端丛生，私煮私贩日渐增多并历久不绝。唐武宗《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即言唐末“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仗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一直到明代，黄绾《弭江盗疏》也言其时太仓等地不法之徒“招纳之命，聚集游手，教习武艺，弄成恶性，肆行兴贩私盐”。胡世宁《备边十策疏》更说：“私贩之徒，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窝纳盗贼，出持兵器，归肆抢夺，官军逻卒，莫敢撄锋”。与此相联系，盐枭也由此产生。如唐末黄巢、王仙芝，五代吴越钱镠、蜀王建，元末张士诚、方国珍，明王直，清谭阿昭、蔡牵，大者揭竿聚众，小者亡命江湖。这些人当中有的本身就是游侠，如吴越王钱镠“少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21]，“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产，以贩盐为盗”[22]，“蜀主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23]。张士诚和方国珍为人皆有侠气。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喜施与，以故宗人信之”[24]。一直到清末，好任侠行义，被人称为朱家、郭解之流的关中刀客，仍以此作为主要的营生。如著名刀客“王狮子”王振乾任侠好义，家中有四套大车两辆，大船两艘，就是专用来贩运河东潞盐及茶叶的。当然，被盐枭招来并任用的人中就更多游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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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有的虽称不得谋财害命，但其不轨于正义，以歪门邪道横致财富却是显然的。侠被视为横捍文罔乃至奸邪盗贼之徒，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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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游侠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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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很能见出侠的人群特征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他们多所经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只是对春秋时期游侠先驱的日常娱乐史籍很少记载，战国、秦汉以后，才经史家或文士的实录开始为人所认识。综其活动的大概，大抵有斗鸡飞鹰、走马纵犬、击剑骑射、搏揜饮宴和冶游宿娼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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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包括斗鸭、斗鹅，是古代常见的娱乐活动，春秋战国时已有，两汉沿袭不衰，如鲁恭王即十分喜好此戏。唐时因得到天子的喜好，更是风靡天下。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载，乃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之说。几乎与斗鸡同时，走马纵犬之戏也风行开来。由《汉书·东方朔传》所谓“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辏”，可以想见当日的盛况。唐代走马纵犬更为一班富贵世家与纨绔子弟所热衷。斗鸡意在较力，狗马主要用以出猎打围，或赛跑决胜负。此外，还有伺养鹰鹘的风习，伺者要训练鹰鹘驯从己意，纵收自如，颇费工夫。宋元以降，随各种民间杂耍以及戏剧的发展，这些游戏再不像汉唐那样风行，但也并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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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费时费力又花销巨大，从产生那一天起，上述游戏几乎就为富豪之家或社会游手所垄断。侠虽财不及王公贵族，与九五之尊更不可较力，但如前所说，他们无需躬耕垄亩以求温饱，亲治常业以为生计，靠行侠立名，或交通连结权贵富室，攻剽掠卖横抢硬夺，大多可维持远胜于一般百姓的优裕生活，所以行义任侠之余，时常会呼朋引侣，相邀行此，以销漫长之永日。而由于天性刚烈，大多轻骠悍勇，偏尚强力，斗鸡养鹰可以给他们一种强烈的刺激；走马纵犬，正如近人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所言，“本足以厉尚武精神”，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以至“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乐此不疲。至于无论是斗鸡养鹰还是走马纵犬，本身又可以赌胜赢钱，自然也是使得不愿安分守己赚辛苦钱的他们对此情有独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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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汉代游侠睢孟就好“斗鸡走狗”[25]。汉末袁术“少以侠气闻，与诸公子飞鹰走狗”[26]。刘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不甚乐读书，喜狗马”[27]。隋游侠周罗睺“好鹰狗，任侠放荡”[28]。乞伏惠“便弓马，好鹰犬”[29]。有“京师大侠”之号的刘居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更是“每鹰绁犬，连骑道中”[30]。明初宋克少年为侠，也好“学剑走马”[31]。另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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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肩吾名任，癸未进士也。初选中书舍人，每休浴即出四猎，臂鹰从棋盘街行，鹰耸翅欲奋，如有所睹。肩吾即命解绦，纵其搏击。鹰入朝宁间，为执法所纠。谪外县丞，已稍迁令，又迁廷评，即弃去。今为侠于胶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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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任侠或不为异端，好养鹰到不愿为官，较之游侠先辈诚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相关，侠还多好渔猎之事。如南朝宋时有何迈素豪侠，“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32]。陈时周迪为游侠，也每“以弋猎为事”[33]。他如北齐高乾平素只知“以射猎自娱”[34]，隋虞庆则“以弋猎为事”[35]，麦铁杖“不治产业，每以渔猎为事”[36]，究其何以都好此戏，想必也是从中求得一种刺激和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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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走马纵犬正足以扬厉尚武精神的话，那么击剑骑射是更为直接的尚武活动。正因为是这样，历代游侠十分偏嗜。古时击剑与一般人理解的执剑斩刺不同，后者叫用剑，击剑则指“以剑遥击而中之”[37]。游侠先驱如豫让谋刺赵襄子，拔剑三跃而击之，行的就是此术。荆轲好读书击剑，更不必说。汉代尚武之风不减，“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辏”，这所谓“剑客”既有专门击剑用剑者，他们有的投入军队，如李陵军中就多“荆楚勇士奇材剑客”[38]，有的与豪门权贵乃或游侠相往还，如南朝陈时即多“剑客”与游侠阳固交往[39]，也包括一部分喜用剑击剑的游侠，如汉初楚地大侠田仲即喜剑。其他如三国魏时游侠严幹“好击剑”[40]，蜀徐庶“好任侠击剑”[41]，吴鲁肃“少年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42]。唐李白早年也曾“击剑为任侠”[43]，并亲赴山东鹊山湖畔，投书名闻天下的裴旻：“如白，愿出将军门下。”[44]不过击剑毕竟是古技，唐宋以后不再那么常见，相对而言用剑则十分普遍。如宋陈慥就“使酒好剑”[45]。清石达开自小任侠，文武备足，“门下食客繁，多两粤无赖子，惟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46]。这里所谓的“好剑”、“击剑”皆指用剑而言，剑简直成了游侠不可须臾离开的神兵和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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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与击剑稍稍不同，它为历代侠者所通好。前及鲁肃即好此术。十六国时成汉的游侠李庠“善骑射”，“弓马便捷，膂力过人”[47]。隋周罗睺“任侠放荡”，也“善骑射”[48]。唐宋以降侠日趋社会化，常以勇悍和孔武有力立名，并以此为本钱投身军中步入仕途，所以于此一道用力颇勤。如宋人元达出身农家，因不耐耕稼之苦，弃锄为侠，后投赵匡胤，以“负膂力，善射”补御龙直队长，由此不断升迁，累官至京城巡检。[49]李毂、李彦仙等人的情形也与之相类。元人张柔“善骑射，以豪侠称”[50]，刘伯林“好任侠，善骑射”[51]，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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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揜，又称“博掩”，据颜师古解释，前者指六博，是一种局戏，“用六箸六棋，故称；后者为“跳钱戏也，俗人谓之射意，一曰射数，或云博戏”[52]，乃意钱之属，即俗称摊钱，“皆谓戏而取人财也”[53]。两者发源很早，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晋以后又发展出樗蒲、双陆、格五等戏，与搏揜一样流行，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好为之。如《汉书·吴王濞传》载孝文帝时，吴太子入朝，得待皇太子饮博，因争道不恭，被太子击杀。唐时武则天也曾亲置九胜博局，令文武百官为戏，杨国忠即以善樗蒲得入供奉。但最热衷此道的除那些游闲公子、市井浮手，所谓“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54]外，就是游侠。当日，荆轲就曾与鲁勾践博，因争道为鲁叱去，荆轲为人深沉，不愿计较，故嘿而逃去。汉代大侠剧孟好趋人之急，振穷济困，但也“好博，多少年之戏”[55]。南朝宋时游侠臧质“少好鹰犬，善蒲意钱之戏”[56]。陈时徐度性倜傥，不拘小节，“嗜酒好博，尝使僮仆屠酤为事”[57]。隋末唐宪“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58]。哥舒翰“纵蒲酒于长安市”[59]。宋焦继勋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60]。郭进也“嗜酒饮博”[61]。也正是因为侠与此道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人们常将他们与一般博徒等视连称，如隋末李渊父子卑身下士，结交天下豪杰，就博徒与游侠一并收罗，太子建成更是“所从皆博徒大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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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饮与赌博一样，也是侠十分喜好的消遣，故前人述侠的日常活动，多连言“饮博”、“蒲酒”，这一点通过前面的引述已可看到，这里再作一些补充。今天可知第一位嗜饮纵酒的侠是荆轲，他曾日与狗屠及高渐离豪饮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63]。汉代大侠陈遵更酷嗜杯中物，常常“日出醉归，曹事数废”。他还有一怪脾气，好拉人同饮，似乎唯有如此才出得味道。《汉书·游侠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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