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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民国初侠情小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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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侠题材小说更趋壮大之势，尽管仍有出没于军事、英雄、爱国、虚无党、冒险、复仇、义烈、奇情、社会小说乃至神怪等小说或传奇轶闻之中，然基本上已呈现出向侠情小说与侠义（或义侠）小说两大类集中的稳定态势。义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别的出现，最早大概可溯至《复报》第三期（1906），栏下为同仇的《仇人头》，之后如1909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十日小说》，自第一册起即连载廛遁的长篇义侠小说《盘山大侠》；《小说月报》在第三年第四期也出现了不才所撰短篇侠义小说《饲猫叟》。至如1914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中华小说界》，同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民权素》，同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丛报》，同年6月创刊于上海的《礼拜六》，这些鸳鸯蝴蝶派阵营的小说杂志上，义侠或侠义小说几乎与侠情小说平分秋色，只是后两种还有技击与奇侠小说等穿插其间。同年7月在四川创刊的《娱闲录》也是在义侠与侠情两大类外，另有武技小说。而次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新报》亦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集中的杂志，其中除义侠或侠义小说与侠情小说两大类外，还出现了武侠小说栏目。其他如同期在上海创刊、寿命较短的《朔望》、《十日新》等杂志，也基本上是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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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侠情小说而言，1909年10月上海创刊的《小说时报》，清末由冷血编辑，后由包天笑主持，胡适曾说此刊“在当时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18]。其第十六、十七期连载长篇侠情小说《白四哥》，大仲马著，毋我庐译，讲述意大利侠客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大仲马著于1846年的《巴尔萨莫男爵》（JOSEPH BALSAMO）；又第三十三期有程小青的侠情小说《恕》。《小说月报》在恽铁樵接手后，亦继续侠情小说栏目，如第四卷第六号推出徐枕亚的《箫史》，第十卷第九号推出龚克远的《战后》。《战后》写英德宣战之际，英国爱国青年克林上前线，与女友丽芬及情敌之间的感情纠葛，未知是否是翻译小说。同样，《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七期有云鹤的短篇侠情小说《可怖之恶奴》，其实也是英国小说的翻译，第三卷第一期起连载长篇侠情小说《犹龙录》，英人雷卡德玛士著，陈家麟、陈大镫译；第四期有侠情小说《情场侠骨》，英人贾斯甘尔夫人著，瘦鹃译。在《民权素》、《小说丛报》及《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上，更是集中出现了一大批他们创作的侠情小说，如《民权素》第三集开始连载悟痴的《女儿红》，这是一部真正描写身怀绝技又知大义的女侠的长篇力作；又在第六集有岑楼的短篇《浪儿》，第七集有花奴的短篇《殷小娟》，第十一集有海沤的短篇《芳姑》，第十四集有岱樵的短篇《娥眉踏海记》，第十五集有莲侬的短篇《贪官有后》，第十六集有冥飞的短篇《侠婢诛仇记》，第十七集有悔初的短篇《千金血》；这些短篇或写丐女复仇，或写被日寇占领家乡的山东女为救未婚夫而求同死之义举，或写贪官之后杀贪官并抗清，或写婢女为主杀负心郎，有时事，亦有历史题材。在《小说丛报》第九期有铁冷的短篇《枫林血帕记》，第二十二期有秋梦的短篇《双侠》，第三年第十期还有瘦梅的短篇《车中美人》；在《礼拜六》第一期有大错的《朝霞小传》，第五期有包柚斧的《雌雄侠》（写义妓松嫣与大刀王五之间的报恩故事），第六期起连载小蝶的《香草美人》，第九期有剑秋的《死鸳鸯》，第十一期又有剑秋的《好男儿》（写辛亥革命时期同志般的新式夫妻关系），第十五期有罗韦士的《雪里红》，第十九期又有韦士的《三童传》（写太平天国时期三个少年男女之间的恩怨情仇），第二十期连载杏痴的长篇章回小说《剑胆箫心》（写辛亥革命前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第二十五期有周瘦鹃的翻译侠情小说《但为卿故》，第二十六期有瘦鹃的《中华民国之魂》（亦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写不同道的兄弟之间的斗争及与一新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第三十七期又有瘦鹃的《爱之牺牲》，第四十七期有纫兰、天白的《情海鸳鸯》，第五十四期有花奴的《女丈夫》等等。同时期在上海还有一些小说期刊，也都有侠情小说一类，如孙玉声主编的《七天》，第一期即刊载钱香如的《好男儿》，《朔望》第二期亦有畸介的《剑魄花魂》，《十日新》第三期有陆士谔的《英雄得路》；至于李定夷、许指严等先后任编辑的《小说新报》，侠情小说仍是主打产品之一，如第五期有浊物的长篇侠情小说《破镜圆》，第二年第六期有李定夷的《女虬髯》，第九期有药聋的《三侠记》，第三年第九期有剑山的《侠士奇缘》，第四年第二期有民哀的《哑秀才》，第三期有一明的《匕首姻缘》等。此外，四川《娱闲录》亦有专门的侠情小说栏目，如第三期毋我的《秋田艳子》，第六期定水的《义妓》，第十九期觉奴的《彩姑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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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刷文化环境与小说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民国后的小说期刊基本上是沿《月月小说》所开启的方向发展，这当中鸳鸯蝴蝶派作家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看到，晚清以来突然涌现的侠情小说确如《月月小说》发刊词所称，他们要力矫传统侠题材小说仅写侠勇而材料又陈陈相因之弊，因而乘写情小说大兴之波流，于侠题材亦大大拓展其表情的空间。而从上举形形色色的侠情小说来看，其所叙写的人物、题材极为多样，从身怀技艺的武侠到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从接受新知的新人、革命家到生活在底层的丐女、婢女，从时事到历史题材，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虽集中于所谓英雄儿女、两性关系及家庭伦理，然也确实扩展到一般的情感与心理，扩展到对人物命运及人性的关注，就小说材料或内容而言确实有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固然可以就此质疑其侠情小说的分类及界定，但如从透视其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质疑似乎显得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些通俗社会小说家所做的，正是通过都市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晚清社会知识精英已敏感到的、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情感处置方式与价值观念传递出去；将梁启超等革命家已赋予侠的新的阐释或新的内容为某种新人形象的气质、思想资源，只是因把小说当作自上而下宣传“新民”、“开智”、“强国”、“保种”之政治工具，而未获很大成效或仅一时奏效的影响，再通过艺术上已有明显发展的这种文学样式，潜移默化地传布开去，如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他们所表现的题材或内容来说，侠确实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说情至其极即为侠。当然，侠情小说的发达，归根结底是出于小说市场的需求，在都市印刷文化环境中，这一种小说的发展其实正是消费者或接受者欲望、价值叙述的回馈。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当然不希望作为反映或接受媒介的通俗小说承载过于严肃的政治要求，但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对他们不会没有影响，出于相对自由的个人意趣，他们在并没有完全放下民间文化积淀的相对保守的侠义内涵同时，也藉此侠情小说，将革命宣传家们原本从群体要求出发强调的民族、国家诉求，逐渐转移到对家庭、个人命运的体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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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可见，侠情小说的发达，很大程度上为稍后旧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奠定了比较根本的思想意识基础，也为其积累了相应的写作经验，同时也可以说为小说市场奠定了基础。二三十年代那些促成旧派武侠小说成立的代表作家，固然各取所需地糅合了从侠义、剑仙、志怪、武技到秘密会社、江湖山林乃至儒、释、道、兵、医或武士道种种思想与技术资源，重新塑造在中国历史与文学上曾相对固定的社会角色与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派别，但说其日渐以表现侠的情感世界为灵魂，或者说日渐以表现其中人物性格与命运为灵魂，应该是不为过的。当然，其更为直接的影响还在于开启了旧派武侠小说中着重写侠情的言情派。这类作家大都本就以写情小说起家，如顾明道早年以“梅倩女史”为笔名，主要写缠绵悱恻的哀情小说，短篇长篇都有；王度庐早期也创作过侦探言情小说，1939年后更在《青岛新民报》每日同时发表武侠小说与社会言情小说，以致有人将其指为鸳鸯蝴蝶派。这样的经历与经验，使得他们在投入武侠小说创作时会很自然地依据他们已有的定向关注，侧重对人物情感、内心冲突及命运的揭示，融入其对人性复杂内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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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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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经历前所未有的深重忧患与巨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以龚自珍的影响为代表，至少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已经承近世文学与思想的内在变化，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将侠骨柔情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一种表述，从而率先在私领域情感方面为侠的气质开放了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更新了侠观念。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学学者、革命家，通过宣导“小说界革命”，提升新小说的功能与地位，利用来作为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宣传工具，而原本并非中国文化主流的侠所具有的种种品质，重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下，作了新的阐释，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被塑造成这个时代“新民”所需的气质甚或理想人格精神，在此驱动下，不仅在更大程度上给予了侠观念现代化的更新，而且因此出现了某种将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普世化的倾向。不过，他们这种对待新小说的态度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且其对侠或侠的人格理想的宣传仍主要从群体的要求出发，有一时之声势却很难持久奏效。倒是清末民初的通俗社会小说家们接过新小说的旗帜，将之作了适应前现代都市印刷文化环境的改造，当然这其中翻译小说及创作小说的实验本身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将新小说发展成为相对成熟的通俗文学样式的同时，也试图继续担当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而侠的人格理想亦继续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通过所谓侠情、侠义小说等诸多题材类型的发展，将有所更新的侠观念潜移默化地传输到市民大众中去。从侠情小说这一侧来看，一方面可以说是回到了晚清知识精英已有的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将侠骨柔情当作人生价值观的表述，这也意味着将梁启超为代表的革命家们主要仍从群体要求出发的有关侠在民族、国家观念下的担当精神的话题，更多地转换至由个人情感与命运、家庭关系等出发的体验与思考，其中当然也残留有民间文化传统积淀的那些相对保守的侠的情感处置方式与内涵；而在另一方面，也明显有将侠情提升至某种类似本体化高度的倾向，从而从不同的角度继续将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普世化。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写作经验，对于武侠小说这一新小说类型的生成发展应该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尽管武侠小说看上去是重又集中到塑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学上特定的那一种社会角色与群体，但侠的观念既经历如许更新与变迁，侠或侠的人格理想既经历如许放大与提升，那在专门表现武侠形象的时候，如何会不关注他同其他人一样的存在的本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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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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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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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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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龚鹏程：《美人如玉剑如虹》，《国文天地》1979年第5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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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汤哲声、涂小马编著：《黄人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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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论证见笔者《明代文人文学中的游侠主题》，《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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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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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1—21），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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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22—29），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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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4号）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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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1—21），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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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纾：《鬼山狼侠传叙》，林薇选编：《畏庐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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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新小说》1904年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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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1906年《月月小说》第3期载此文，题下注云：“此篇为陆君亮成所代撰，本拟登录第一号，因发稿时偶失去，兹复检出，亟补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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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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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月月小说》1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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