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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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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华人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内地，正面临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全面流失。据上海的报纸报道，京、沪等大城市很有一些青年人不愿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而热衷过圣诞节。当然青年人好奇，选择节日有自己的追求，无须大惊小怪。问题是，如果往深一层探究我们会发现，青年人所以有此选择，也是由于圣诞节的内容丰富，带有神秘色彩。相比之下，我们的春节在有些地方可以说只落到一个“吃”字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那些祈福禳灾的传统礼俗已很少保留。包裹着迷信的传统，连同迷信一起被我们抛掉了。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抛掉的，抛掉者是过去的青年人即现在的老年人。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责怪今天的青年人不要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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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本来是斩不断的。既然叫做传统，就有断而相续的特性。何况我们又是极沉溺传统的国度。但这是指传统断续的一般规律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所强调并竭力希望传承的，常常指的是思想传统，而且是五四以来的新的思想传统，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反倒不那么重视。不仅不重视，反而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只强调新传统而对旧传统彻底破而坏之的时期。但离开了旧传统，新传统无以树立。革命的传统虽然可歌可泣，脱离开革命的环境，在未经过革命洗礼的一代人身上并不容易扎根，即使硬性宣传，也难免发生传播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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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代沟，也是一例。何况我们还有过新传统和旧传统一股脑加以否定的对文化实行彻底革命的史无前例时期。这在华人以外的文化圈是没有的。再悠久的传统，也经不起如此自觉的折腾。结果，文化的血脉阻塞了，文化的土壤贫瘠了，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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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当今海内外的中国人，身上还留存多少自己民族传统的痕迹？到处都是中国人在骂中国人——骂自己的同胞，骂自己的历史，骂自己的文化。谁说中国人传统？在否定自己民族历史文化这点上，现代着呢。可惜，如同否定别人不能真正充实自己一样，骂倒传统不等于我们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相反，与传统决绝只能使现代化失去立足的根基。传统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扮演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惰性力的角色。环顾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无不是以融解和承继自己的民族传统为条件，而不像我们似的，主要的事情还未做，就大叫大嚷扫荡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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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调谐和融解传统与现代方面获得成功，人所共见，暂且不去说它；就是历史短暂的美国也开始连缀起自己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一种恒定的凝聚力，甚至高扬起说来有些过分的民族情绪。传统既是一种惰性力，又是一种凝聚力。从未见企图彻底抛弃传统的民族而能够有凝聚力。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生长之根。对担负文化传统承传使命的知识人士来说，唯有站在民族的和文化的立场，才能焕发自己的人格精神，才不致在剧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失重，才有可能获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平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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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文化传统因屡遭摧折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任务是自觉地承传和重建。担负承传使命的我知识界同道，再不敢对自己的文化母体自轻自贱了。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深情地呼吁，一方面要输入新思想，一方面不要忘记本民族的地位，这两者缺一不可。况且传统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形态，首先是一种文化形态，化为千百万人生活习俗的思想方能转化为传统。思想经过沉淀才能成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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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以及王国维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深知文化的慧命薪火承传不易，所以常怀孤臣孽子之心。今天，承继与重建文化传统更加困难，迫切需要有新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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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2年8月，载香港《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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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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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范畴。它由众多的文化支脉组成。大的类分，其中有不少外国文化的成分，当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国文化方面，主要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影响，印度在古代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大（视作西天佛国），当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包括东南亚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得很。韩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增强。但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化成分，主要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欧美日文化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领域和经常性的文本阅读。甚至包括传媒所影响的价值观取向，其辐射面主要在城市，但已逐渐波及乡村。当代文化的构成，作为根性的部分，是本土文化，即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民族民间文化，例如生活习惯、节庆、饮食、婚丧嫁娶等，也就是文化学所说的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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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的大传统，问题比较多。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当今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我们的大传统是什么？恐怕不大好回答。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主流文化，界线比较分明，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代表思想，也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是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干。道家、佛教，常常表现为民间形态，它们与儒家互补互动，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为大传统，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而且是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家庭伦理，成为维系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制度化儒学。陈寅恪说的“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指的即是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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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社会的大传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当然中华文化是一个三千年或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文明传统的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当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系统，在一百多年前，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传统，特别是它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陷于崩塌解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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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造成的，是落差悬殊的不同文化系统剧烈冲突的结果。这次危机使当时有思想能力的人无不感同身受、忧心如焚，如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晚清大吏，严复、康有为等思想家，都意识到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五千年或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换言之，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走向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转型时期，其目标是最终在中国建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到今天这个转型期也没有完结，从大的历史过程看，我们仍处于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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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晚清至五四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社会的变迁引起文化震荡，主流文化形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冲击，又是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有关联的。传统不是凝固的，传统需要增添，需要更新，不时地批判和诠释传统，是文化流变的正常现象。但传统传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传统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如果这个社会的时代精英一起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势必削弱传统在群众之中受拥护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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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传统思潮对大传统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小传统的大破坏，则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实际上是社会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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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有一个百年来始终存在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因为它曾经备遭摧残——大传统“花果飘零”，小传统一度“扫地以尽”。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不能说已经获致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还只是恢复记忆而已，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尚未达成全社会的自觉共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现在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以“与国际接轨”相号召的开发与城建，对已是遍体鳞伤的文化遗存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北京晚上灯亮起来看着不错，白天你看看，已经没有多少三代帝都、文化名城的风貌了。原来的地安门东西大街、铁狮子胡同、十条，很有北京的文化味道，现在的平安大街，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两广路倒是吸取了教训，不再建假古董了，但快速路两边的即使现代的高楼大厦，仍不会留驻商机。国外的一些名城，那里最有味道的地方往往不是高楼大厦、五星级酒店，而是一些很窄的老街和小巷子里的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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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流传一个坏消息，说要拓宽新华街至虎坊桥的街道，中间就是闻名中外的琉璃厂。拓宽了，东西琉璃厂“分离”，固有的文化味就失去了。尤其听说要盖一个现代的大楼，把邃雅斋等中国书店都搬进去，那就全变味了。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文物遗存的保护问题，三峡工程还没有完成，现在又有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能不能换个地方，至少不从文物最密集的地区开水道？去年法国《费家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今年又有外国友人担心：北京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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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成问题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既承继传统又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校服有礼服的特点，衣料、款式应很讲究，节日，开学、毕业典礼以及国家重大庆典穿校服，平时穿家里的衣服，随意、多样，显得年轻有朝气。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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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各种场合开会的会议桌的设计，无论大小，大都是中间有个空档。其实一张平面的桌子，要是中间没有空档，围坐的人彼此之间会感到更亲近，减少疏离感。我注意到，伊拉克战争期间普京会见德法两国总统，那张会议桌就跟一般家里的餐桌一样大，他们谈得很亲切。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例如什么“文革”、“学青”之类。我认为应该允许反文化时代起的那些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名字改名。还有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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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一条一条地制定出来，有繁的，有简的，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复传统礼仪，而是制定不丢掉传统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编撰国家礼仪大典这件事，是个大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耗费时日，但价值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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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空档，是较少有严格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精神。宋儒提倡“主敬”，就是看到了这一层，希望给以补充。礼仪可以增加人伦关系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社会伦理的庄严，应该是我们今天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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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4年4月2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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