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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国学与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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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离不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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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文化史上讲，一流的学者、名实相副的教授，是文化的典范。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的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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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胸怀，更足可令人称道。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等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人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称赞不已，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之后的第一人。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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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的缺失，除了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形态，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同一个目标走去，即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而这一过程已经磨钝了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可能的职业内容大相径庭。而就所学内容而言，现在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的知识教育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是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期间涉及了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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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试想，这是怎样大的缺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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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学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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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向为炎黄子孙所骄傲。但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存留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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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为承继和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但到底什么是国学？怎样厘定国学的义涵才能和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这个词，在中国文本载籍中出现甚早，《周礼》里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书》、《后汉书》，魏晋时期以及唐宋，多有出现。但历史上的“国学”的概念，无一例外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例如宋代朱熹创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在南唐时就曾经叫“庐山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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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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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学理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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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胡适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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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关乎整个学术史，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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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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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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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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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我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传授放在第一位。“道”者为何？“道”在哪里？就中国文化来说，我可以要而言之——“道”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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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的文辞虽比较难读，但我们有传承两千多年的“六经”的最简易的文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由于化作了日用常行的语言和故事，读起来非常亲切，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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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以及《语》、《孟》的哪些价值理念，对我们今天尤其显得重要呢？譬如说“敬”，这里不是指“尊敬他人”的“敬”，而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亦即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信仰。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属于自我心性的内在庄严，当然不可以随便更改，不可屈从，不可变易，也就是不可“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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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重实践的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愿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格外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也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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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蕴含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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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无耻，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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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恕”、“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价值理念也都出自“六经”、《语》、《孟》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语》、《孟》的选读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语》和《孟》，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可以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本来最初我主张在小学设立国学课，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长期执教学府，认为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信服他的话，就改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一二年级，都有必要开设国学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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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还须辅之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长期熏陶，使“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深入到子孙后代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识别符号。这些和现代知识的吸收，与西方的价值理念的学习比较，并不冲突。人类共同的东西总是大于差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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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2年7月9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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