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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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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甚至广大民众的关注。国学与传统文化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这次我想谈的是，在传统文化与国学热兴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张力和互动。现在大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传统资源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它的有益补充。就是说，现代化建设离不开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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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点像交响乐一般的繁丽，它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变奏。如果比作贝多芬的交响乐，应该是第五交响乐《命运》。当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这种交错互动和变奏的过程中，彰显出中国的现代以及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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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音”难觅：如何解读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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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有点像一个走红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谈论的人多了，称赞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报刊、传媒、网络对她的引用率大幅增加。但问题是应该怎样解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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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的传教士、汉学家，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谜”，所谓“谜一样的国家”。现在没有人说中国是谜了，但真正了解中国，并不容易。中国以外的人了解中国不容易，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了解，特别是真了解，是很难的。不用说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也是很难的。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文心雕龙》，南朝时期刘勰写的，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其中的一篇叫“知音”，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知音其难哉”，可见“知音”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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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常常感到知音难求，《红楼梦》里的紫鹃姑娘不是也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吗？如果替我们国家着想，要找个知音就更难了。所以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特别讲到，对待古人的著作要具有“了解之同情”。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你要想了解别人，你就要设身处地，以同情的态度了解他的处境，对他不得不这样讲的话，不得不这样做的事，能够给予一种同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态度，就容易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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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确有不容易了解的一面。一方面，反差大，城市与乡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彼此的差异判若两极。另一方面，有多种面孔，高速发展、中国人有钱了、全民皆商、世界工厂、大工地、潜在威胁等，对这些，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但每个人只能截取自己观察到的一两个侧面，而不敢自称读懂了中国。无法回避的难题是：中国人口太多。在14亿人口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理由，任何弊病都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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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美刚建交的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到了中国，跟邓小平见面，谈得很好。最后卡特提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非常关注。小平问指哪一方面，卡特说比如迁徙权、流动权不能得到保证，很多人想来美国，他们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小平说你要多少，一个亿够吗？卡特不说话了。如果真有一个亿中国人到美国去，他受得了吗？故事是真的，版本可能不同，我不过取其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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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问题丛生的同时，当代中国也给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很多留学国外的人，包括和中国有工作或者文化关联的外国人，更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高管和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感觉到、意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用一句广告语，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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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问题是，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要到哪里去？往什么方向发展？总的来看，是走向富强之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走向人类文明的共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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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任公先生是一家之言，这里我是借用他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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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疑问，当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世界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当代社会最凸显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期，包括传统向现代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自我的运行机制向与国际接轨转型，长期贫困的国家向小康社会转型，等等。转型期就是过渡期，是未完成式，一切都处于建构的过程中，因此也可以说是“人在旅途”。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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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代化是陷阱”。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即使是“陷阱”，如果这个“陷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绕行的，我们也无以辞避。现代化是我们多少代人的梦想，实现梦想需要付出代价。正如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所说，发展中国家是“命定地现代化”。当然我们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许多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后发的好处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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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中间一再被打断。晚清政府从1860年至1890年三十年的早期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打断了。民国政府初见成效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仍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鉴于百年以来的痛苦经验，中国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格外小心，要尽一切努力，不能让这一次现代化的进程再次被打断，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比如没有做到“一心一意”和“不动摇”，等等），还是由于他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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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的可能。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最早是欧洲模式，后来是北美模式，而以北美模式对世界的辐射力最大。但这两个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同多于异。再后来亚洲的现代化浪潮兴起了，实际上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已经和西方有所不同。不用说，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其现代化模式一定更带有自己的特点。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在旅途”，是未完成式。对我们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经验和教训，世界上都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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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性的一些最基本的指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是共指的，不同的是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否则人类便无法互相了解，实现跨文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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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共生：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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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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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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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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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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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辉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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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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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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