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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关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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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之点：一是披露了一些新材料，如汪籛记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以前不曾看见过；二是对陈寅恪周围的人物，如陈序经、梁方仲、梁宗岱、刘节、黄萱、冼玉清、蒋天枢、向达等，有较为明晰的叙写，写出了一代文化人的悲剧；三是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烘托得比较好，使读者如临其境；四是作者的旨趣、关注点和写作过程始终未发生移动。晚年陈寅恪的特殊遭遇、人格力量和学术精神，传达得大体上比较真实。涉及一些当事人物，作者有时能够用史笔，不避其恶，不掩其德，这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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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认为陈的经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但不同的物事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反映。同样的背景映像到陈寅恪身上，凝成的是一种文化奇观。比如晚年的寅恪先生喜欢观剧，而且每观剧必有诗作，甚至有一次因票未按时送到，耽搁了看俞振飞、言慧珠由港返穗的演出，他因此大发脾气。一般人很容易不理解以寅恪先生的学问身份，何以不冷静如此，其实正是由于他有如此的学问身份，才越发在乎当时的当权者是不是对学问者有所轻慢。陈寅恪先生始终保持着真我、本我，还是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样，“论学论治，迥异时流”。顺时而生和异世而立，是学术的两种品格，陈寅恪身上均有体现。顾亭林论学，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八个字。陈寅恪一生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邓广铭先生曾于座谈会上引用顾亭林的话解释陈，大获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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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学的特点，他的学术主张和学术精神，就是1929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主张后来他一再强调，至写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达到极致。近年我研究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创获，对其力主“独立自由”的学术真魂，微有所会，曾在一些文章中加以考证阐发，没想到《最后二十年》披露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讲得如此直接明了。他说：“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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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不是过高，我以为评价一代学术巨子，不大好用“高”或“低”这类字眼来表达，主要是读懂读不懂其学术精神的问题。陈寅恪深知评估先贤往哲之难，他提出：“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然达至此一境界，岂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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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陈寅恪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是很不够的。当然话说回来，也不需要许许多多的人都来研究陈寅恪，倒是研究还没有开始，就以“陈学”相标榜，或者一窝蜂地大家都说要研究陈寅恪，未免让人担心。许多好事、好举措、好题目，都因此被毁掉。鲁迅、《红楼梦》有过类似的遭遇，钱锺书先生正不幸地经受着这样的遭遇。但愿寄希望于“后世相知”的陈寅恪先生，身后的命运应该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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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晚清以来的现代学术有一个评价，认为当时第一流人物的个人学养既承前启后，又空前绝后。因为宋明儒、乾嘉诸子，没有系统地接受西学的历史条件；至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和后后来者，在传统学问根底方面，怕是没有可能望其项背了。而陈寅恪是第一流现代学人中的佼佼者。《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不足之处，是对陈的学术思想的理解尚存偏失。作者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比讲授内容少却很多而感到遗憾，并诧异何以没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以及其他“这种体系性的著述”。这无异于责怪天文学家为何不去解决数学难题，文字学家何以不专治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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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一向是以不追求体系性著述为其特色的，留下来的文字的多寡，尤不构成判断一个学人学术贡献的充分依据。何况，八十余万言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不就是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吗？《别传》正是《最后二十年》的作者所期待并感到遗憾的那种“集政治文化思想之大变动为一体的巨著”。我认为有了《别传》，陈寅恪先生和我们，都可以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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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996年4月30日《北京青年报》，本文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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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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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一段人们都记得的话：“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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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太炎先生，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学者，许多都有与太炎先生相类似的经历，往往是早岁参加革命，中年以后专心向学，晚年退居宁静。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学者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社会环境的原因？应该用心理学的方法加以解释，还是需要求助于文化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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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回忆说：“余在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即与王汉、何自新诸先烈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历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辛亥武昌首义，神州光复，蔡孑老主张学校禁止读经，余初未措意。旋见吾党诸新贵似不足办天下事，而旧势力之腐坏，亦岌岌不可终日。余自度非事功才，始决志从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用一番努力。”（《论六经》）其由投身革命军旅而转为专一的学者的经历，熊的自述已讲得明白。而黄侃，也是很早参加同盟会，在湖北东南一带曾是声名显赫的群众领袖，民元以后，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弄权，黄即对腐恶政治不再抱幻想，决心将兴国爱族之心，寄寓于学术文章。太炎先生为表彰黄氏素节，特作《量守庐记》，说当时“欲取朱紫，登台省，突梯足恭，以迷其国而自肥”，或“寡得以自多，妄下笔以自伐，持之鲜故，言之不足以通大理，雷同为怪，以炫于横舍之间，以窃明星之号”的人物正多，但“季刚之不为，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且逮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章著《量守庐记》，《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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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妩媚动人”如梁任公，晚年也有所悔悟，尝自道爱博用浅之病，深以“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为苦，而提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清代学术概论》）说得至为沉痛，也很透彻，连自己都打入了“不能有所成就”的“新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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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中国现代学者的由激扬而转为宁静，主要的还是学术本身的原因和社会原因，学者个人年龄和心理的变化还在其次。目睹政治现状怪异腐恶，自知不可为不愿为也就不为了。因此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似乎有未尽的一面，用陈寅恪先生倡言的评价古人的著述“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相衡量，尚存一定距离。何况，即使公认的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晚年的生活际遇和内心世界是否真正获得宁静，也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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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1932年1月28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备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1936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黄侃临终前也曾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叹息说：“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这是1935年10月8日，距太炎先生的病逝于1936年6月14日，仅早半年时间。所以黄之墓志铭竟是其师太炎先生所写，其辞曰：“微回也，无以胥附；微由也，无以御侮。繄上圣犹恃其人兮，况余之瘣腐。嗟五十始知命兮，竟绝命于中身；见险征而举翮兮，幸犹免于逋播之民。”（《黄季刚墓志铭》，《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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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传播新学于海内的侯官严复，因曾列名于筹安会，晚年颇遭訾议，因而“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但看他写给熊纯如的信，一则曰“中国前途，诚不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猬，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再则曰“吾人学术既不能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担负，谁复甘之。即使吾为国家画一奇策，可得万万之货，以为扩张军需之用，而亦不胜当事之贪情欲望。夫如是则又废矣”（参阅《严复集》第三册《与熊纯如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国事的瘁劳，未尝稍减。那么侯官的心情，未必很宁静罢。熊十力晚年，正遭遇国家的巨变奇劫，穿褪色长衫，腰系麻绳，端坐桌前，凝望写有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名字的白纸条，形似贫僧，心涌波涛，其如同自撰联语所形容的：“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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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例外的是中国近代新佛学的创始人杨文会，虽早年任侠，好读奇书，又有操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记录，也曾随曾纪泽两使欧洲，考察与学习英法各国的工业和政治，但天命之年过后，目睹“世事人心，愈趋愈下，誓不复与政界往还”，专以刻经传典和筹办佛学教育为职司。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开设“衹洹精舍”佛学学堂，1910年创立佛学研究会，逢七日讲经，每月开会，景况极一时之盛。当晚年卧病之际，只有一事让他“心颇戚戚”，即经营多年的《大藏辑要》尚未完成。此事一旦有托，他便“熙怡微笑”，午刻嘱家人为之濯足剪指甲，“须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逝，面色不变，肌肤细滑不冰”，真正吉祥而逝，时在1911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而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卒于1943年2月23日，虽然也是“安详而逝”，却因国难期间，创办未久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内迁四川江津，精刻大藏并进一步传道弘法的愿望未尽实现，其心境就没有杨老居士那样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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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1年8月，载香港《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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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王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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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在王阳明悟道的贵阳召开的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天，我刚从南昌回到北京。我去南昌，是应邀参加中国首届研究大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的学术会议。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一位了不起的实际改革家。过去一提起戊戌变法，就讲康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却很少有人认真讲起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其实陈氏父子在晚清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时湖南改革走在全国的最前面。陈三立是著名诗人，也是湖南改革的具体组织者和精神领袖，但这样两位极重要的历史人物长期被忽略了。因为陈氏父子是江西义宁人（民国以后改为修水），所以江西省有关单位发起召开了这次专门的研讨会，试图给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以新的与历史相吻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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