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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在美国讲《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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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不只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是个碰不得的题目，而且是个摆脱不掉的题目。今年9月赴哈佛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研讨会，顺访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等东部学府，每到一处，朋友和师长都盛情邀请作学术演讲。我个人近年正在作的课题是中国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本来讲一讲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怎样向现代学术嬗变，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和主要人物的贡献，或者选择一个文化史的什么题目，是较为便当的。但师友们更喜欢《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个题目。只有在宾汉顿大学讲的是《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因为听讲者大都是美国人，语言有障碍，与其借助翻译探讨过于专门的学术问题，莫如介绍中国当前的文化走向更能引发听讲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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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美国讲《红楼梦》，选择一个什么角度，颇费踌躇。“红学热”不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台湾或香港，早已降温了。考证派红学、索隐派红学都因材料危机而陷于式微状态。虽然不久前北京通县张家湾镇发现了一块刻有《曹公讳霑墓》的墓石，且落款有“壬午”二字，但一经公布，红学家们立即为墓石的真伪打作一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提到此事，余英时先生插话说：“7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类有关曹雪芹的东西，大都难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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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红楼梦》研究至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百年红学和百年中国一样，闹闹嚷嚷，不可终日。甄士隐口诵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和著作充斥图书市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考证取得的真实成绩，说来未免令人泄气——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他的生卒年月，也弄不清爽。几乎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有不同看法。不是对作品本身，而是对文献资料的诠释仁智互见，甚至连《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也遭遇到严重的挑战。每当有新材料发现，立刻就有激烈的真伪之辩。真理愈辩愈明的公式，在红学领域看来已不那么有效。相反，俞平伯先生说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坛的“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却不失为孤明先发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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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学的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真个是欲理无绪，难以尽书。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有一章叫“拥挤的红学世界”，标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四条不解之谜、三个死结，只不过是抽样举证，远不能包括全部疑案和全部争端。未可轻忽的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卷入了红学，有的是自觉加入，有的是被迫拖入，有的是偶然误入。包括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健将，以及王国维、吴宓、顾颉刚、俞平伯等学界名宿，无不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与红学结缘。现在已经是新儒学掌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当年也写过极认真的研究《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的文章，连载于1935和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他自己也许早已忘却了这段往事。另外还有一大批名作家的介入，为百年红学平添色彩。小说家沈从文、茅盾、巴金、冰心、张天翼、吴组缃、杨绛、张爱玲等，有的有《红楼梦》的专著，有的有专门论文。他们打开的是《红楼梦》的另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认知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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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内地又升起两颗以作家身份跻身红学的新星，一颗是王蒙，一颗是刘心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一万册，很快售罄，现在已再版，印数四万册。女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以说雪芹也没有意识到的”。读过《红楼启示录》的人会认可宗璞的评价，不必看作是作家之间的溢美之词。刘心武在写作长篇小说《风过耳》之余，做起了《红楼梦》考证，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引起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的重视，认为是特殊的敏感使其觅到了曹雪芹写法的“特色与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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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国内的《红楼梦》研究，到底冷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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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徐兆玮的《黄车掌录》成于戊戌变法之后不久，其中对红学多有阐发，还附有一首《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以此，红学的盛衰和社会的变端似乎还有一定联系，这倒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在美演讲时我提到了这段历史掌故，一位听讲者提问时有所发挥，说是不是红学的命运和国运有关，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怕不是好兆头罢？对这位提问者我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如果这样的推论可以成立的话，我宁愿红学不那么发达，尽管我喜欢《红楼梦》，也曾经研究过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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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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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追念朱维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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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有大美，唯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那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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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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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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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维铮其人其学的文字，现重刊于此，以寄追怀。章培恒先生不幸也于去年6月7日逝世，比维铮仅早走九个月又三天。他们两位同是沪上有棱角有光泽的学者，每次接谈，都能生出快意。2001年7月10日，培恒先生邀我为复旦古典文学中心和中文系师生演讲，头天晚上的餐叙和讲后的晚宴，朱维铮先生均在座，还有贾植芳先生，相谈至洽，同此为念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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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5日补记，载《中国文化》201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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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缅怀一位早逝的学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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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寿安教授函示，她的先生、我的好友周昌龙教授过世了。闻后大为震惊，立即函问底里。原来是人类至今无法制胜的连乔布斯也难以幸免的怪物，夺去了昌龙的只有61岁的生命。去年8月发现，11月停止治疗，今年2月6日溘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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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祖籍浙江，生在上海，长于香港。台湾大学中文系所的本科和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亚洲语文学系博士。38岁前一度涉足北美中文报业，文采风流，不可一世。后归本学术，长期执教暨南国际大学等学府，有《超越西潮：胡适与中国传统》等多种著作出版。我在十多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结识昌龙，略通数语，一见如故。此后内地、香港、台北，多次晤面，无谈不乐。还因此认识了他的沉醉于清代学术的太太张寿安教授，和他们的可爱的女儿周之铭，我叫她“小周教授”。现在网上流传的歌词《花解语》就出自之铭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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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寿安教授邀为其主持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主题计划作主旨演讲，尝莅“中研院”近代史所访学一周，以《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为讲题。昌龙兄特地从暨大赶来“中研院”作陪，演讲后的午宴，我们谈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对钱柳因缘诗所作的发覆索隐，不禁兴会大增。当天下午，他又驱车带我到新光三越，购无束口袜多双。然后餐叙于福华饭店。停车时我问为何来这里？他说你喜欢呵。还是几年前在北京，谈起台湾的餐馆，我说过福华的菜比较可口一类话，他居然记得。谁知此次相聚，竟成为我和昌龙的最后一面。痛何如之，痛何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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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寿安教授检出昌龙22岁至61岁四十年间所作诗词七首，兹特刊于《中国文化》2012年春季号。寿安叙引，哀思动人，不忍卒读；爰作附语，略志友缘，并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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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文化》2012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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